對一個人的評價總不能只用三言兩語來講，尤其是偉大的人物，否則就不會有一部又一部的名人傳記傳頌於世。在《事先張揚的求愛事件》中，聶魯達當然是詩人，但他又是一名左翼分子，更是左派政黨的領袖人物。不過，這種政治身份卻又顯示聶魯達是一位具有人文精神的愛國者。當然在意識形態對立的年代，政治立場跟愛不愛國基本上毫無關係，聶魯達對祖國之愛是來自他對這塊土地的愛、對土地上的人的愛、也來自他對詩歌、對藝術、對生命的愛。
那麼，黑島又是一個什麼地方？對聶魯達來說，黑島是祖國的土地，卻位處邊陲；黑島也是詩人接近大自然的地方，好讓他去熱切地「打譬喻」；但黑島更是詩人跟別人一起生活的地方。在這裡，他遇到郵差馬里奧，跟馬里奧建立起真摰的友誼，也見證世間最美麗的愛情正在發生。如果聶魯達的詩歌體現著一份人文的生命氣質，那麼，這份生命氣質就是來自他真切的生活，就在這黑島上。
於是，劇中的聶魯達應該是一個活在真切生活中的聶魯達，與世隔絕，沒有政治，沒有榮辱。他身在黑島，卻仍然能熱切地關注著政局發展，這都拜馬里奧所賜，一個把世界帶給他，也讓他通向世界的戇直郵差。如果說，詩人用他的詩歌引導馬里奧感悟生命，那麼馬里奧就是藉著他作為郵差的天職，將黑島上的詩人聶魯達，跟在沉重祖國上的偉大詩人和政治家聶魯達，實實在在地連在一起，並成就了他。
因此，這齣劇不應該是聶魯達的偉大傳記，而應該是，也僅僅是，一個詩人跟一個郵差的小故事，故事裡不應該有醜陋的政治、不應該有故作凜然的民族大義、也不應該有讓人透不過氣的個人榮辱，而應該只有詩歌、情誼和生命。
這正正是全劇調子的失衡之處，聶魯達跟馬里奧的情誼本身已是一首生命詩歌，為何劇作家偏偏要讓馬里奧擔當沉重祖國的譬喻？當然聶魯達對祖國之沉淪有著切膚之痛，他在全劇尾段朗誦出血洗廣場的悲闋，何等悲壯！但當馬里奧面對著瀕死的詩人，始終有點茫然若失，因為他並不明白，也因為他所關心的只有詩人，而不是祖國、民族和政治。馬里奧所要譬喻的，應該是一個生命的個體，應該是一段純真情誼的一端，而不應該是「偉大」劇作家的小譬喻，正如現實中的每一個智利人、或者中國人、香港人，都只會是自身的譬喻，而不是別的。
畢竟，繁雜得來渾成，才算真正上乘，否則簡約純化反而更好。要在中文語境裡演一個本身已不夠純淨的智利劇作，無論如何也必須面對詩歌翻譯和異國想像的困局，劇作調子的失衡，令故事裡的詩質被高度濁化，這是改編者始終無法好好駕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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