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訴》（Doubt）是一個宗教故事，揭示基督信仰裡，公義和慈愛兩大核心價值的辯證關係。「同流」這個劇季以「宗教、政治」為主題，選上了John Patrick Shanley這個曾被搬上電影銀幕的劇本，看來更著力於演繹宗教裡的權力關係，其次才是價值觀層面的矛盾取捨。

這次筆者看到的《聖訴》，是在一些秩序井然的、互相交疊的制度裡——天主教會、學校、父權、種族歧視的社會等——有一些既處於權力中心也位於邊緣的角色在互動。神父Flynn是修女Aloysius的上司，在男性主導的教會中，Flynn更靠近權力中心。Aloysius是學校的校長，對於既是修女也是教師的James，以及學生而言，則是高高在上的專制管治者。校內學生都被教師管制著，但當中的白人學生卻會欺凌唯一的黑人學生Donald Miller。另一方面，Flynn是一個「罪人」，雖然劇本沒有清楚交代其過去事跡，卻暗示他也許曾犯過錯。演員兼藝術總監鄧偉傑則事後解說，雖然劇本留白，他卻預設了Flynn是一個同性戀者（但沒有孌童）——也是處於社會和宗教的邊緣。這些角色究竟是掌權的還是弱勢的，在乎他們身處的制度和處境，或是說，與別人之間的權力互動。

只有Donald Miller總是最弱勢的：他是學生、犯錯被罰的教徒、受歧視的黑人、被父親打的兒子、也有同性戀傾向。雖然他沒有出場，卻是敘事的中心，或電影中的「麥高芬」（MacGuffin），其他角色都圍繞著這最弱小的男孩團團轉，而那些權力關係和信念鬥爭的互動皆因他而展開。Aloysius和Flynn表面上有兩大衝突：一是兩者的價值觀和教育理念大相逕庭，前者守舊、嚴厲，寧枉毋縱，視正義先於慈愛；後者新潮、包容，寧縱毋枉，視慈愛重於正義。另一衝突是Aloysius懷疑Father Flynn表面上是照顧被欺負的Donald，實際上卻是乘機孌童。但她沒有證據，只是不斷逼供，並要求Flynn辭職；Flynn被步步進逼，跟Aloysius澄清她不信，求證據沒證據，勸對方寬容她不肯，硬起來說要主教把她撤職，她卻要脅要把Flynn過去的陰暗面都抖出來。最終Flynn屈服離職，卻反獲晉升；Aloysius勝了一仗，卻輸掉了信念——一向訴諸直覺，永不妥協的她，終被疑惑所包圍。

若以基督教價值觀來解讀，很明顯Flynn是英雄，Aloysius是反派，因為基督教的信仰核心是愛，引申出寬恕與包容。而Aloysius就像那些常常被耶穌批評的法利賽人那般驕傲、專橫、自義、死守規則，卻本末倒置。她跟James說，為了正義向前踏一步，雖會離上帝遠一步，也是值得的，更是明顯地違反教義，因為耶穌說最大的誡命是「愛上帝」。最終她走得太遠，對Flynn謊稱已查探過他過去的私隱，並以此為脅；也發出了「即使下地獄也要把Flynn拉下來」的重話。Doubt的對立是Certainty，她對自己直覺的Certainty其實是偏見，因信仰而發的正義感最終顛覆了信仰根基，自己也做了不義之事，還怎樣能肯定她自以為是的正義？最後只有落在困惑之中。「Doubt」是劇名，結構上首尾呼應，Aloysius最後的軟弱，回應了故事開端Flynn有關信心危機的講道：疑惑和信念一樣能使人互相依靠。Aloysius在James面前坦露其軟弱，James抱著她給予安慰，上司與下屬之間的藩籬融化了。
不過在「疑惑也會使人們互相倚靠」的開首和結尾之間，卻指向相反方向，著墨於角色之間各異的權力交鋒／權力遊戲（Power-play）。正如前文所述，每個角色因應其處境和位置的差異，以及與其他角色的關係而構成各種權力關係，人們在當中拉扯互動。舞台的設計方方正正的，也透露著這種權力關係。舞台上方靠後之處，是神父的講壇，標誌著天主教會中Flynn身為男性的優越位置；而他作為神父也擁有著凌駕於所有修女和教區內其他信眾的權力。在戲裡，他的優勢主要顯示為講道的話語權。舞台中央是Aloysius的校長室，比台前的空間撐高了一些，像一個懸空的貨櫃。表面上，這是Aloysius的「主場」，是下屬和學生進來被她訓話的地方；但這也是Flynn和她交鋒爭鬥的擂台。校長室內進一步細分權力位置的話，Aloysius的辦公桌位置則是其「寶座」，相等於神父的講壇。所以Flynn進入校長室之時，很自然就坐在Aloysius的座位上，後者不以為然，因為那提醒她在教會制度內，神父總是在她之上，哪怕是在她的「主場」[1]。所以她也抓緊機會，在Flynn移步之時重奪其「寶座」。在他們首次對質後，神父再次回到高高在上的講壇，以「不寬容」和「流言」作講題，回應Aloysius的指控和James的疑惑。相比起校長室內那比較平等的角力場所，講壇是一個讓他單向宣告的、其他人無法回應的權力高位。這反映出Flynn意識到並利用了宗教制度內，他作為男性和神父的優勢，希望能把Aloysius壓下來。後來他在講壇上看見Mrs. Miller離開，就從壇上走下來，到校長室與Aloysius再次對質。這動作也顯示了Flynn不能倚仗既有制度賦予的優勢，他必須「下降」至校長室與Aloysius以較平等的位置對決。

台前左右兩角，是最低微的地方，反而讓人放下權力的爭奪，交流共融。Flynn在台前右方教學生打籃球，顯露出他和藹可親的一面（對比Aloysius教學生懼怕）；台前左方的長椅則更重要：Flynn和James並排而坐，打開心扉對談。前者取得後者的信任，也助她解開心中的困惑。結尾Aloysius與James也是在這長椅上談話；不像在校長室中，Aloysius在這裡終於放下了自傲，坦言自己的過犯（撒謊），以及信心上的軟弱。James也不只是一個敬畏上司的小修女，反而是安慰者，改變了之前的權力格局。

不過《聖訴》風格平實，舞台設計只是輔助性質，劇本中的權力交鋒主要倚賴台詞和表演——角色的行動主要是言辭上的，因為他們的行為（如：Flynn與Miller的交往；Aloysius有否追查Flynn的過去等）都是被隱藏的、不知真假的，那都是角色言說中所交代的懸而未決之事。權力互動和友愛共融在這裡都是以對談為主要場域。因此這也凸顯了這次演出最大的遺憾，就是飾演Aloysius的演員演出嚴重失準。Aloysius是一個立場堅定，永遠有自己一套想法的人，說話應是決絕直率，毫不含糊，演員卻多次忘詞結巴，演繹的節奏因此被打亂。這也對觀眾造成干擾，因為觀眾本來是透過角色之間的對話逐漸進入故事裡面，但那多次出現的失誤卻不斷把正在投入的觀眾向外推了一把。其實有時結結巴巴也可以被理解為角色的行為特徵，那麼若是James或Flynn被逼得氣急敗壞時說話不流暢，其實不是大問題。偏偏Aloysius這角色是絕不會說話結巴的。

在Flynn及Aloysius於校長室第二次對質的那一場，女演員的狀態可算稍有提升，但還是不足。因為這一場戲是兩個主角，以及他們所持的價值觀的徹底交戰，他們的能量應該提到最高，但Aloysius的聲線明顯給Flynn比下去，能量水平不足。這場戲裡，其實Flynn是逐漸處於弱勢的，因為他忌憚過去的事會給對方抖出來。然而演繹出來的效果是，男演員的體格、姿勢、聲線和語氣都是壓著女演員的，與劇情並不協調，看來更像是一個被母親抓著痛腳而生氣叫罵的少年人。其實這場高潮戲很複雜，角色的互動和心理變化應加倍細膩：Aloysius咄咄逼人，但心裡沒底；Flynn心裡盤算著的不只是自己，還有牽涉不同人等盤根錯節的利益，但都不能明言。而在「公義與慈愛何者更重」之辯論裡，當Flynn反詰「難道妳從來都沒犯過大錯嗎？」之時，Aloysius態度應稍有軟化，因為這時候那些只有她自己才知道的秘密都會浮現心頭——但這些暗伏劇本中曲折幽微的變化，在這次演出中都看不出來，只留在兩位主角的「戰況」層面，十分可惜。

另外有一個是次演出的「先天性缺憾」，也許是非戰之罪，就是劇本中的時代特徵若有若無地，被輕輕帶過去了。這也是「同流」搬演外國劇目時難免遇到的一大難題。故事發生在1964年，即甘迺迪總統遇刺的後一年。那時劇中的角色大概不會想像到，那正是社會劇變的前夕。他們有關宗教、種族、性別和教育……種種權力關係的交鋒，正是後來黑人民權運動、女權和同性戀平權運動者和學運等一系列社會和文化革命的前奏。這是劇作者John Patrick Shanley回望那時代，卻沒有在劇本中明言的背景，也假設是西方觀眾的近代史常識；但對香港觀眾而言，那隱藏的指涉卻可能是一片空白。香港觀眾因此只能集中在劇情的「懸疑」部分[2]，以及演員的表演——這真是一大挫敗。然而，表演的問題根本不是最重要的。最大的難題是，當本地劇團要採用宗教和政治這些緊扣社會與文化語境的題材之時，搬演西方劇目，難免產生一道與本地觀眾之間難以跨越的鴻溝。

[1] 她並不相信這男性主導的制度，所以總是認為按正常程序而追究Flynn的話，神父之間總會互相包庇，結果不了了之。
[2] 但那根本不是重點，Flynn的過去以留白處理，這種知識的空隙正是「寬容」所對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