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煙》場刊所載該劇導演林國材及作曲／編劇陳國華的兩篇序言看，他們真的想以這齣室內歌劇探討近代中國歷史的轉捩點──鴉片戰爭。然而，十一月五日在葵青劇院看畢新加坡凱門劇團的這個製作，卻覺得創作者只是以二十一世紀一些文化歧異概念，想當然地重構當年交戰雙方的心態，令描寫落得十分片面。
先得說明，筆者不覺得一部關於鴉片戰爭的舞台作品一定要像傳統歷史劇那樣，以重要歷史人物為骨幹，一邊寫主角心理，一邊加插平民角色去帶出社會實況，等等。筆者其實認為《大煙》的獨特形式不無有趣之處。它像一場「音樂會式」歌劇演出：九位演奏者和三位歌唱家都在台上，歌唱家很多時間都光站著唱，走位不多──畢竟舞台的左右邊被兩組樂器佔去後，他們只剩下台前一小片空間和演奏者之間的一條「天橋」可以走動。兩男一女的三位歌唱家都不在演特定角色，而是以英語唱出不同的「典型」，例如女高音多茲沃斯（Judith Dodsworth）主要演沉迷鴉片的中國人，男中音曉斯（Paul Hughes）演英國商人，男高音謝琨演有良心的中國官員（大概特別代表了林則徐，雖然曲詞沒明言）。佈景簡單，最突出是以花槽上的凋零玫瑰去表示被鴉片侵害後的中國。創作者又很時髦地給演出加上錄像，然而舞台後方的熒光幕上很多時間都是抽像的火燄或雪花飛舞，說得刻薄點就是像電腦螢幕保護圖案；但也有佳句的，例如在描寫鴉片蔓延為禍的一個高潮處，台上染滿紅光，螢幕上火舌洶湧，唱腔、音樂感和演技都非常精彩的多茲沃斯在「天橋」上滿臉痛苦和失落，令人有相當印象。
假如那是沒那麼大野心的製作，筆者估計效果還會不錯。然而，說到歌劇本身，創作者甚至沒有具體交待戰爭過程（那場戰爭很深刻地暴露了滿清積弱到甚麼地步），又以一位用英語唱「貼緊我，我的愛」的澳洲女高音來比喻「迷戀」上鴉片的中國人（吸食「福壽膏」上癮可要比男女癡情來得醜惡、黑暗許多），更只費了不足十行的曲詞去帶過中國當年沉重的官僚腐敗（還要用上「欺詐貪污橫掃整個國家」或「奸人當道」這種陳腔濫調而概括的控訴）。歌劇終段名為「真諦」，音樂頗有遺憾與悲哀的感染力，部分曲詞形象豐富（如「我們也毅然化成了／潺潺流水／奔流到母親的懷抱」），卻也有「這並不是單純的年代」或「真相給扭曲」（意指後世西方歷史敘述的偏頗）這類不是很獨創或很有表達能力的句子。對於如此一齣歌劇，筆者預期創作者至少能將當年林則徐所代表的士大夫文化光明、剛直及固執那一面寫得淋漓盡致，同時也能深入描寫琦善等妥協派的心態。至於將那些以帝國和文明做幌子的英國商人與冒險家，寫成一邊賺錢、一邊「越洋經商……發揚帝望……捨身捐軀……普渡眾生」的布殊式資本家，就算不一定全錯，也還可再深入發揮罷。更何況，當年的英國人和中國人一樣，都非鐵板一塊。
陳國華的音樂，則像通俗化的微模主義──格拉斯和尼曼結合──再加點中國元素，主要以明亮旋律和辛辣的和音帶動，並且很能將中國吹管樂器與西式弦樂器及鋼琴的音色對比混融。女高音的詠嘆調作為愛情音樂是寫得頗動人的，鋼琴部則有時太通俗地感傷；至於以探戈音樂描寫中英的「貿易之舞」，刺激之餘，也必須要問：當年中國人和英國人會以拉美熱情做生意嗎？演奏者包括新加坡的唐四重奏、鋼琴家符慧琼、敲擊樂手唐舜菁、吹中樂的的盧思泓、朱紹威及羅行良。唐四重奏的大提琴手陳國平在演出終章有一段感情豐富的大提琴獨奏，其他演奏者也頗為稱職。其實不只他們，筆者覺得陳國華與林國材有才氣製作很值得欣賞的歌劇，只要量力而為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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