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健康的劇場運作生態，從來便需要評論、資料整存、研究，作為在演出製作後對作品的檢視和整理，並沉澱出意義、經驗和價值，成為另一個演出製作的落點；於此，評論人和創作人之間應該保持的，是一種互動和有機的『超連結』關係。
——陳國慧：〈評論人與創作人的超連結〉
我認為「超連結」有兩層意義。第一層的超連結，在放大，在擴展。超越原來的視點，連繫新的東西、新的想像、新的觀點、新的概念。[……]第二層的「超連結」，精粹在最後的一個「結」字，它的意義在凝定，在聚合，連結點到線，線到面，交錯，編織，構成方法，確立特定的範疇，簡言之，是方法和文本的形式。
——陳炳釗：〈我對超連結的兩層閱讀〉
一、評審的身份焦慮
我對這次擔任評審是蠻感觸的。美妙的是，當大夥兒在努力創作、積極看劇的時候，「評論」作為一種藝術成份卻悄悄混入這場盛宴之中。細意讀著這兩位評審夥伴的文字，我突然明白，我們這幾位「尊貴的評審」原來已成為了五個演出作品的「最佳觀眾」，而「超連結」這一主題也重新被配置：陳國慧說，創作人和評論人應保持有機互動，而陳炳釗則說，創作必須構成「方法」和「文本」，最終讓作品面對觀眾。在這個背景之下，整場劇場節都已浸淫在「創作—評論—觀眾」的三角張力之中。
從初選時閱讀數十份參賽計劃書，到最後的總結研討會，我一直保持著緊張狀態。我曾笑稱這是一種「評審的焦慮」，但其實是「身份的焦慮」才對。我是以評論人身份擔任評審的，此外，我又是一名普通觀眾。評論人或評審應該比觀眾多一點批判性——當然，我不是說一般觀眾缺乏批判力，我所指的是，在我這次的評審工作中，因著觀劇者所能有存在的「閱讀位置」的差異，居然使我得了精神分裂的徵候。
任何觀眾席上的觀劇者，首先都是觀眾。觀眾接收作品，嚴格來說並不算是「閱讀」，而「直觀」。一個笑話令人開懷大笑，一個悲劇場面使你心有戚然，又或者計算準確的舞台調度，還有豐滿圓熟的劇場氛圍，總能激得觀眾雞皮疙瘩。很多時候，當全劇完了，室燈重燃，我們都無法馬下平伏心情，說出對演出的感覺，也許只能枯燥地說上一句「喜歡」或「沉悶」。當觀劇者仍然是一名觀眾，引起他注意的是演出中的「刺點」(punctum)：一些或是重點所在，或是無關痛癢的演出元素或片段，在能夠被解讀之前，先吸引了他的目光。像《旋轉，三途川》中給吊到老高的寂寞小金魚，《非已得》裡給炫耀得利害的燈光設計，還有《我們是快樂的好兒童》中順著給書頁飛舞而起的好情調等，都先為觀眾帶來某種莫以名狀的震撼和感應，或只是純然的怪怪感覺。在劇場節中的各個作品裡，這類「刺點」特別多，這也使正在觀劇的我五味雜陳，感覺特別暈眩。那時候，我只是一名普通觀眾，根本沒打算點評什麼。說一句陳腐得令人心碎的話：那叫做「用心來看」。
不幸的是，我是職責所在的。除了擔任《旋轉，三途川》的演後座談嘉賓之外，我還得總結研討會中發言，以及寫這篇事後評論文章。在每星期觀劇過後，從牛棚劇場走出來，沿著馬頭角道一路走到小巴站，我都思考著同一個問題：應如何去理解剛才的演出？所謂評論，就是為作品提供一個說法，僅僅說「好」或「壞」是不夠的。有時候，評論人會用幾句話來總結演出，比如說，我曾經說過，《植夢的愛麗思》壞在力圖要擺脫原著劇本，卻又無法擺脫它，而《姆明咖啡館》的佈景實在華麗，但亦因此令演出顯得侷促。好些時候，評論人也會寫文章分析作品，這種劇評寫作，文章框架很重要，但更多時候卻是依靠評論人如何發揮判斷力，為作品中他所認為重要的元素進行解讀。因此，人們總是說，評論需要客觀持平，所指的就是評論人不是普通觀眾，萬不可因「刺點」而感情用事。明明是不喜歡，也得耗著自己的判斷力，提出一個合理的說法來。
但我的身份焦慮還沒完結，我還得為「評審團大獎」選出自己的心水選擇。幸好評選過程中沒有marking scheme，不用逐項打分，亦沒有定下什麼規條，任由我們六位評審來個三小時的困獸鬥，各自分享對五個作品的觀感和分析。令我興奮的是，六位背景不盡相同的評審，對作品的想法也迥然不同。透過互相討論，我彷彿重新經歷了一次「遭遇刺點」和「尋找說法」的過程，別的評審說了一些我從沒注意過的「感覺」，我也為了回應他們而修訂之前的說法。當然，各自表述始終是美妙的，最後我們也未在評論說法上達成什麼共識，這「評審團大獎」依舊是「選」出來了的——我始終覺得，得獎的《旋轉，三途川》不是五個作品之中最好的一個，而僅僅是我看得最賞心悅目的一個。結果，基於選舉的方式，我還得摒棄評論人的身份，回溯最原初的直觀感覺。
二、評論者的評論倫理
我實在驚訝，居然一直沒有人認真追問過：到底這「評審團大獎」是怎樣選出來的？或者我們已說得夠清楚了，又或者根本沒有多少人關心這個問題。總結研討會當日，我只能簡單地對作品逐一點評，卻未及把一些更宏觀的觀察說清楚，討論便很快落入對評審權威性的爭議裡。有部份隊伍抱怨，幾個節前熱身環節，跟評審對未完成作品所提出的抽象意見，都為創作者帶來無形壓力。當然我們仍可以說，創作者有權對這些「意見」採取「接受」、「拒絕」或「選擇性接受」等策略，只是，除了「『演前評論』是否有用」這類問題需要策劃者再行斟酌之後，還有一個關於「評論倫理」的問題，可能更需要我們去認真看待：評論者是否有權在創作未完成時指指點點？又或者，評論者是否有權評論創作者的創作歷程？
我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是：有權，但有條件。條件不在別處，正是在創作者的創作意識之中。總結研討會火花四起，令我重新思考一個比「演出效果」更本質性的問題：他們這樣演，是否因為他們是這樣思考問題？把五隊隊伍的思考方式都放在同一框架中，實在有欠公允，但我們仍不能忽略一個事實：近年香港年輕劇場創作者，普遍都在創作意識上陷入的某些困境。
「超連結」劇場節的策劃定位，相當程度上是對香港小劇場風潮的一次召喚——當然這還未稱得上是「小劇場運動」。可是，近年香港的「小劇場」大都只跟製作規模有關，因此嚴格意義下的「小劇場」往往都會被改稱作「另類劇場」。綜合不少論者的說法，這類「另類劇場」的特徵多呈現於兩方面：一、創作者對其創作自覺性和自省性；二、創作者力圖建立一套內在於其創作的劇場美學系統。可堪玩味的是，這種創作意識的排他性很強，創作者的創作往往最終指向個人，而封閉的劇場美學系統則有著抗拒評論的傾向。這很容易會導致兩個後果：一、創作者漸漸能自足地建立起一套「成熟」或「有潛在成熟趨向」的劇場美學，並擠身大師行列；二、創作者的排他性意識逼使其創作落入沉溺，最終變得無法被觀眾理解。
總結研討會當天曾有一個「何謂大師」的討論，有朋友覺得，古往今來很多大師作品，都不為當時的評論者所理解。但我想明確指出的是，「存在著一套拒絕被解讀的美學系統」跟「缺乏一套完整的美學系統」是不同的，所謂大師作品通常都是前者，而後者正正是大多數年輕創作者作品的共同特徵。縱觀這五部作品，其在美學系統上的經營成績其實是蠻不俗的，當中尤以《旋轉，三途川》、《姆明咖啡館》和《我們是快樂的好兒童》表現得較為理想。但不論是以文本、舞台效果、形體、還是以後設形式等等的劇場元素，來經營作品的美學系統，創作者的目標似乎都只傾向營造劇場氛圍，以及訴諸自身的內在經驗，結果製造出大量的「閱讀裂縫」，令作品的整體性大為旁落。
例如，《旋轉，三途川》和《非已得》皆以創作者的個人經驗出發，劇場氣氛的營造都相當愜意，但正由於文本缺乏足夠的思想深度，以作為縫合劇中鬆散符號的黏合劑，於是我們便難以在整體上解讀出作品的美學系統特徵，最終出現「有佳句而無佳篇」的尷尬狀況。《姆明咖啡館》的美學系統黏合顯得比較圓熟，但問題也正在於創作者對這份黏合過份沉溺。劇中所要呈現的是一種青春的童話化，但在這輕如無物的甜美感覺之外，我亦看到創作者樂於原地踏步，沒有深化這套美學系統的打算。相對來說，《我們是快樂的好兒童》算是比較穩妥，劇中「虛構」和「真實」之間的後設式擺度姿態亦相當鮮明。可是創作者過分迷戀「真實」在劇中的重要性，將一些成熟度不足的「真人真事」，安插在「虛構」文本之間。後設框架是給猛然地固定下來，卻失去了劇場再現上的統一性。至於在《植夢的愛麗思》裡，我們只能看到創作者跟文本進行思想縛鬥的痕跡，卻明顯是落荒而回，美學系統未及完成，便給搬進劇場去了。
回到剛才的問題，我所說「條件正在創作者的創作意識之中」，其實是希望指出，有這樣的一種創作意識：希望把自己覺得有趣的東西炒作一碟，然後冠以「實驗」之名。這種創作意識的危險之處在於，創作者很容易會忘記了一個現實：劇場創作仍然是一個「給觀眾觀看」的藝術形式，觀眾沒有義務去了解創作者的創作歷程，也沒有義務去為一些在演出中無法看到的「意義」進行任何解讀。於是，當創作者亢奮莫名地為自己的創作「實驗」賦予「意義」，卻未能交出一個可以面向觀眾的完整演出，這時評論者的功夫，就是要在評論作品之時，同時揭露這種行將陷入迷失的創作意識。
我絕不是認為「超連結」劇場節的演出都陷入迷失，相反，從一般評論的角度來看，五部作品均屬可人之作。唯一讓我反省的是，當評論者面對創作者的時候，他們應該怎樣跟對方說話，才算是「一種互動和有機的『超連結』關係」。
「超連結—牛棚實驗劇場節2009」評論人節前導賞文章由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統籌。
（原載於2009年8月號《文化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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