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枝圍出的家居，有桌、椅、小櫃、電風扇，一個簡單的舞台、三位女演員，探討一個可能是歷久不衰的題旨：家庭和個人的角力。差不多二十年前的故事放在今天的香港，我看得沒有共鳴，甚至老實一點說就是老套。年老的母親身為父系（權）家庭的代理人，催促她唯一的兒子成家立室，繼後香燈，這樣的事在香港不是已經絕跡，但並不是大部分所謂「適婚年齡」的香港人面對的故事。
但婚姻的陰霾絕對沒有離開我們，否則就沒有所謂的「剩女」、「港女」、「熟女」等「問題」讓電視台特別闢出一個專題「教」女人怎樣才能得到「歸宿」。這當中述說的，是女人的「問題」，也是劇中兩個女兒所面對離婚和結不了婚的情況，可是最「要」成家立室的兒子卻從沒想過走進傳統婚姻大門，而相較於他的兩個姐姐，他甚至連自己的原生家庭都沒有怎麼參與。整個劇圍繞的是家中兒子，但他從沒出場，只有三個女人不停為這個屬於男性的家族勞心勞力，喋喋不休。
如果我們認為在父系家庭中男丁最為重要，這個劇則將這一想法完全推翻。男丁在劇中不過是「精神領袖」，他有著繼承的責任和權利，但並不需要是某特定的人。母親透露她曾經有另一個兒子，不過在他很年幼時夭折了，因此她將傳宗接代的寄望都放在小兒子的身上。如果小兒子真的當上這個「精神領袖」，他便不過是整個父系家族的螺絲釘；但現在他缺席了這個家庭，卻成為整個戲中唯一能夠實現自我的人。沒有挑戰傳統改變制約的想像力和勇氣，即使數枝竹枝便能圍成一個困著我們的囚籠。在家庭、社會、文化傳統的藩籬下，根本容不下個人的主體意志。個人不論是兒子、女兒或母親，也不過是大社會的其中一員。兒子即使能夠脫離傳統桎梏，也是帶著內疚，由於「疾病」（同性戀曾經為美國心理學會定為精神病）這種「不正常」狀態才可以離開。「正常人」由始至終的定義都是遵循規範行事的人。這也許就是為甚麼我們看到戲的最後感到一籌莫展那樣無力。
鄧樹榮在這戲中延續了《泰特斯2.0》的實驗，以不同表達來展現結構制約和個人自主的張力。由戲一開始以典型話劇那種模擬真情實感的交流，到各自唸對白做動作沒有交流，再到只見臉部唸白，再以錄像說故事，最後回到話劇交流，其中演員交流愈見減少，向觀眾展現生活在結構下那種只見家庭、社會角色而不見個人的疏離，各人各自的經歷和想法都不可能為其他人完全了解，而所謂的交流不過將自己所信的硬套在所謂「最親近」的人身上。在錄影一場更將這種「交流」推到極致：三位角色各在舞台坐著，是都在想著錄像中所述說不為家族接納的往（醜）事？想著弟弟／兒子滿足不了的期望？還是不過各自想著自己的傷痛和悵惘？最後一場，那位從沒在戲中出現的男丁死後，三位家中女人再復交流。是因為了解到人是有自主情感的個體？還是繼續妥協於結構中的角色期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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