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戲家族」的「愛．恨．迷．離」音樂劇《K城》在宣傳的階段時，就已經以「怪雞荒誕音樂劇」的姿態上場，加上編劇和作詞潘惠森的品牌效應，和《邊城》口碑的迴響，令觀眾對演出抱持很大的期望。「演戲家族」自從在2000年重演了《遇上一九四一的女孩》後，已儼如成為本地演出創作音樂劇的一支實力隊伍。《K城》既有「演戲家族」在表演藝術上的水準保證，也有潘惠森在文本藝術上的創作新意，令人有特別期望也就不出為奇了。
《K城》的故事其實很簡單，一個叫Forget-me-not的女孩因為收到一封信而來到K城，在城內她遺失了電話，在尋找的過程中遇到K城的人，因為上K城和下K城的人在養貓和老鼠的問題上產生矛盾，女孩的犧牲化解了K城的一場人與人之間的角力。Forget-me-not是一個很模糊游離的角色，她的背景和記憶好像和現在的生存狀態割裂，她來自一個不存在的地方，寄回家的信件都被打回頭，所以她可以說是一個和過去完全不連繫的角色；她的荒誕背景也對照著K城本身，令其虛無的意象出落得更為明顯。
Forget-me-not一角由邵美君飾演，她的表現十分突出，因為比較其他的角色來說，她是一個不屬於K城的抽離角色，而她的唱詞和歌曲的安排，是最接近「一般」音樂劇的動聽，而且易入耳易明白的狀態。所以邵的獨立性也成為了她和其他K城人的對比。這個所謂「怪雞音樂劇」的畸型之處，其實就在於他們嘗試做一些和「一般」音樂劇背道而馳的處理，明顯的地方就出現在K城人「不對音」和「不悅耳」的曲調上。演員們要處理這「非一般」的演出實在很有難度，因為有一些部份甚至是介乎唱與讀的界線之間，而且音調的選取也沒有適切演員的需要，以致聽起來會覺得有些「不堪入耳」之感。這些「不堪入耳」的感覺如果從閱讀K城一劇的層面來看，似乎和暗喻K城為香港的意象不謀而合。K城的光怪陸離，和K城人的畸異，加上文本內很多有關香港民生和政府的諷喻，令這些「奇怪」的音樂處理變得理所當然，也反照出觀眾所身處的這個城市的風貌。
然而，在藝術層面的要求上，這些「不堪入耳」的感覺處理得並不理想。雖然以「怪雞荒誕」為大前提，但不代表只要「不好聽」、「難入耳」就可以放棄在藝術層面上的要求。而且，如果說要「怪雞荒誕」，《K城》只不過是在音樂和唱詞的處理方面作扭曲「一般」處理的安排，在故事的整體和舞台處理方面，它仍然是有「一般」音樂劇的格局和框架，例如Forget-me-not的犧牲和舞蹈的處理；《K城》並沒有在這兩方面和所強調的「怪雞荒誕音樂劇」契合。所以其「不好聽」的音樂就好像成了《K城》符合和成就「怪雞荒誕」的唯一支柱。這一點似乎是很薄弱的，亦沒有很強的說服力令觀眾覺得那是「怪雞荒誕」而不是「勉強」之作。雖然如前所說，這一點可以用來閱讀K城和香港的對照，不過，顯然用其他「另類但不難入耳」的音樂處理也可以建立這種對照。整體來說，《K城》是一個有勇氣的嘗試，不過，它仍然有很多可以繼續發展和琢磨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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