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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代》是新加坡第二部涉及同性戀課題的華語舞台劇（第一部為《異族》），但是劇本當中對於少數群體的關懷與再現，卻並不僅僅局限於同性戀族群，而將其關懷面擴大到在異性戀男性霸權壓迫下的少數性/別族群。
《後代》講述了一個家庭的故事。林家從中國逃荒到了南洋，母女三人在父親英年早逝之後，把全部希望都寄託在惟一的兒子阿海身上。大姐為了家庭而失去了追求自己婚戀幸福的機會；二姐則把自己繼續升學讀書的機會讓給了弟弟；母親更是對阿海尤其溺愛，盼望他能早日結婚生子，繼承香火，更為了族譜的編寫要為阿海不存在的未來「兒子」先取個名字。誰知阿海卻是一個違背家族意願的同性戀者。
在這個敍述之中，由始至終出現在場上的只有母女三人，其他「不在場」的男性，包括了兒子阿海、兒子的男友River、早逝的父親、在中國的大伯父、外孫阿吉、二姐夫……卻牽制著母女三人的命運，在她們的周圍形成一個龐大的無形的男權體制。在劇中，這個男權體制最具象徵意味的是以一個族譜的形式出現。在傳統的男性霸權社會當中，族譜是一個重要的界定男性優越地位的工具，「女孩子是不進族譜的，嫁了人，會列進婆家的族譜」，而且「只有姓都沒有名」。《後代》通過了女性在族譜中的「無名」，和同性戀者阿海的「後代」在族譜當中的「被取名」，再現了女性和男同性戀者在異性戀男性霸權社會中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尷尬處境。九十年代初期新加坡政府發佈了《共同價值觀白皮書》（Shared Values White Paper），大力提倡家庭綱常。將《後代》放在其創作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下，可以看到劇本對於這個傳統的異性戀價值觀的叛逃。
例如兩位姐姐對於阿海性取向的態度，就是對於傳統父權的反抗。二姐雖然結婚並育有一子，但是卻對於婚姻感到不滿並且與丈夫離婚，展現了對這種價值觀的叛離。大姐反駁母親對於留種的觀點時則說「如果單單為了要留種，不如乾脆叫阿海去找個人打種」。這都體現了劇本對於傳統性/別意識的突破。
可惜的是，九十年代新加坡的「愛滋病陰影」也籠罩著這個劇本的情節設置。劇中的阿海、阿海的男友River、River的前男友，無不都感染了愛滋病而死於非命。甚至包括阿海和River領養的孩子九哥，也只有短短幾個月的壽命。這些情節設置將劇中的男同性戀者的命運都被塗抹上了一層悲劇色彩，削弱了劇本對於傳統性/別意識的進一步反抗。
總結而言，《後代》對於少數性/別族群的生存處境的關懷與思考，在其時代與社會背景下，是有其深刻的意義。
（原載於2010年8月《「新視野藝術節2010」導賞，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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