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天》以社會運動為背景，探討知識分子作為中介角色的影響，可說是緊貼社會脈搏。故事背景是一個人民生活困苦，政權不仁不義的年代，歌唱家高天籟偶然被託管了一個窮人的小孩，而這小孩是影響民眾行動的關鍵。高天籟雖同情群眾，卻受制於強權。後來他面對抉擇，卻發現無論如何，小孩都會死去，革命終會爆發，分別只在於他是否走在群眾的一邊，但那代價卻是喪失一切。
很有趣，《變天》的劇作者將此劇界定為「布萊希特式彷希臘悲劇」——布氏的「史詩劇場」正好是與傳統希臘戲劇在表演形式上相對的，前者叫觀眾抽離、需要思考和抉擇、批判社會現實，後者讓觀眾投入、情感得以淨化、繼續好好過活；把兩者結合，結果是互相豐富，還是模棱兩可？
先說歌詠隊。其實史詩劇場和希臘悲劇都有歌詠隊，皆會扮演群眾，皆有敍述和評點的功能。然布氏會以辯論的形式，讓觀眾面對抉擇的情景，《變》劇中就有一幕，讓同時飾演歌隊與群眾的演員戴上特製的「兩瓣」面具，面具的一邊是歌隊，另一邊是群眾，演員把頭左搖以「歌隊」身分說一句，再右擺作「群眾」說一句，對辯起來，是一個有趣的設計。
這樣有趣的劇場設計充滿了整齣劇，都是布氏的「陌生化效果」(alienation effect)，不斷提醒觀眾「這是一齣舞台劇」，尤其突出舞台劇的工作痕跡。撤去佈景、露出舞台的器材，還有讓現場演奏的樂手在台上顯眼處演奏等等只是基本，導演還把「舞台監督」搬上台，他們既會在觀眾面前給予「light que 10 go!」之類的舞台指示，還會為說「外語」的群眾角色繙譯，也會當上敍述者，講出「群眾甲就話嘞：『我……』」等對白。此外，飾演「祭司」的演員則把穿上戲服和化妝的情形在台上展示出來，口中卻說著對白。到了劇的後段，兩位兼任導演的主要演員：祭司和主角高天籟就在故事進行中突然叫停，重演「真假母親爭子」的一段、修改「劇本」，更爭辯該跳過哪些對白……等等綵排時才會見到的情形搬上舞台。這些把劇場工作的痕跡展現出來手法，除了不斷提醒觀眾「這不是真實，你正在看戲」之外，還把本來沉重的政治性題材表達得較為生動有趣，甚至有一種「遊戲」的成分。這種「遊戲感」特別在兩個小演員身上顯露出來。布氏要求演員用一種疏離的方式演戲，不應投入得「成為角色」，須在演出時既是角色，又是演員。兩位小演員被加插進去陪伴祭司，明顯地表現出她們的「不專業」，例如容易分心、擺烏龍、笑場等等，演出狀態顯然與其他演員截然不同，在台上猶如戲耍。
細心地看，那些「工作痕跡」都是戲劇的一部分，「舞台監督」只是演員，不會為每個燈光轉變、音樂效果和演員進出作指示；祭司讓時光倒流，叫高天籟重新抉擇，也是故事的一部分，藉此帶出無論他把孩子交給窮困的真母親還是富有的假母親，孩子都會掉命，群眾始終會抗爭，流血衝突也無可避免。這也是史詩劇場接駁至希臘悲劇的地方——悲慘的結局是逃不了，而主角若非苟且過活、繼續唱歌，最終只可選擇成為悲劇英雄，壯烈犧牲。綜觀而言，歌隊、宿命論的結局和悲劇英雄是古希臘式的，其餘充滿著整齣劇的都是史詩劇場的表現手法和把戲。
布萊希特著重陌生化效果，常常「干擾」著觀眾，會否有弄巧反拙的時候？布氏原意是讓觀眾從戲劇中得到覺醒現實、面對社會的力量，避免像傳統戲劇般，觀眾把情感投入進舞台上虛幻的「現實」，把真實生活中的不幸與感受透過戲劇「淨化」而繼續營役地生活。那麼部分「干擾」觀眾投入故事的陌生化手法，是否頻率越高，效果越好呢？《變》劇卻有一些反效果的「干擾」事例：部分「群眾」角色說「外語」——令人想起社會中很多語言和文化上被漠視的族群，其實很好——這裡「舞台監導」兼任翻譯，卻出現「叠聲」的情況；另外歌隊述說時也偶有聲音重疊。問題是群眾和歌隊「叠聲」時，多在解釋劇中的社會狀況和事態發展，重叠不清的聲音卻使觀眾在理解方面有困難，也會影響到他們如何理解主角的回應以及他們本身面對的「社會現實」。出現頻率極高的多種「戲法」，炫目有趣之餘，卻可能削弱了讓觀眾思考、批判社會現實和作出抉擇等史詩劇場的教育目的。
另外，希臘悲劇的結局會否收窄了史詩劇場的抉擇性和啟發性？編劇黃國鉅博士撰文解釋創作意念：社會改變先要民心改變，但改變民心卻難如登天，當中如高天籟等藝術家、政客和學者等中介則可以起關鍵作用——但他們本身也受環境影響。然而高天籟雖看似扮演了「中介」，但最終面對的卻是一個宿命的結局，他無力挽救那窮小孩的生命，也不會改變群眾抗爭與暴力鎮壓的結果。政權的殘暴和群眾的忿怒是既有的狀況，衝突就在所難免。高天籟的抉擇只是要苟且地活還是壯烈地死。對觀眾而言，若悲慘的結果是註定的，這是一個怎樣的啟發和抉擇情景呢？我們是否只有英雄和「狗熊」兩種選擇呢？
高天籟在中段唱的歌「傷春悲秋」，其實寄調「血染的風采」；加上最後的流血衝突、主角犧牲，無不令人想起「六四」慘劇。這裡就有意無意地呼應著布萊希特的「歷史化」手法，以未來的眼光看現在——今天我們面對七十後、八十後發起的社會運動，而他們正是受「六四」所啟蒙；《變》劇以悲劇結尾，令人不禁想到，當下的社會運動發展再盛，是否也逃不出「六四」的悲劇收場，繼「六四」之後成為又一頁流血的歷史？明天我們看「八十後運動」，是否也像今天看「八九民運」？對一些觀眾來說，「重溫六四」的元素，眼眶濕了，卻是情感「淨化」，得以消解面對當下社會問題的無力感。這是史詩劇場本來要改變的，卻在無意中被鞏固了。諷刺地，這正好體現了民心思變是如何的困難，而藝術家這「中介」也不一定能改變些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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