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追求輕鬆娛樂的大眾來說，《變天》並不是一個特別討巧的劇目，一來政治劇本身沉重，二來現實生活中的政治已經夠戲劇化了，又何須再去劇場？星期天下午來到西灣河文娛中心，見到未過半數的觀眾席，也証實了我的想法——香港人奉行「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政治中立」態度。不過這次「天邊外劇場」的原創作品揉合布萊希特的間離效果與古希臘戲劇的歌詠團，加上不中不洋的服飾化妝——倒是有看頭。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人民藝術家」，專長歌唱表演，在一個專制的國家為政權歌功頌德。原本安寧的生活，卻被人民的求救聲擾亂，他被逼做出選擇：是繼續充當「喉舌」，還是為人民大聲呼喊。全劇的情節並不複雜，但在細節的處理和敘事的手法上卻是做足了功夫。
先來談談舞台的佈局：舞台的正中有一個伸展台，是歌唱家主要的活動範圍，伸展台兩邊是歌詠團的座位，伸展台的尾端是一道從未開啟的大門。舞台左側是舞台監督，右側則是現場音樂。我們的歌唱家常常在伸展台上踱來踱去，陶醉於自己的表演，更重要的是，當人們向他提出問題、質疑，他就會默默地坐回那扇門前，把頭深埋、不知所措。那扇緊閉的沉默大門，無疑象徵著什麼：或許它是當權者封閉的心，又或許是藝術家未知的出路。
妙的是，舞台左邊看似舞台監督的兩位，其實是在「扮演」舞台監督。他們一搭一檔地給演員指示、做燈光安排、做舞台指導，時不時提醒觀眾這不過是一場戲。每當觀眾想要進入情境時，就被無情地拉回來。
此外，《變天》運用了希臘悲劇中不可或缺的歌詠團（chorus）來鋪陳、轉折，同時為話劇加注。這一群戴著面具的歌詠團團員，時而化身為振臂而呼的人群，時而化身為愚昧的看客；時而參與，時而又跳脫。歌詠團也沿用了古希臘悲劇中的「面具」，讓歌詠者相貌模糊，不具特點，但卻具有一種「族群」的代表性，相信編導這樣的安排頗有用心。必須指出的是，雖然歌詠團的作用很強，但吟唱背誦不夠整齊，因為沒有麥克風的關係，觀眾聽不清楚他們的台詞。吟唱的內容有時過於直白，如「歷史是由勝利者編寫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讓觀眾聽這些老調子，似乎呈現出說教的弊病。
劇中最可圈可點的，是兩位雙胞胎姐妹何康汶、何健汶的表演。她們一個飾演遭迫害的母親，一個飾演政府派來的假母，兩母爭子，融合了京劇、粵劇的裝扮，也有布萊希特《高加索灰闌記》的影子，可謂新奇出彩。從身段、唱腔、臉譜上判斷，兩人是借花旦的扮相來演繹一段怨案。而「人民的藝術家」則擔當了判官的角色。最後的結局令人扼腕：無論藝術家選擇哪一個媽媽，孩子還是慘遭毒手。也就是說，在黑暗的社會裡，無論是否是良心的抉擇，最終的結果還是一樣。
當然，《變天》還是給了我們一個有希望的結局：藝術家在知道後果的情況下，還是毅然選擇了為人民呼喊。雖然他死於非命，但當《血染的風採》響起時，人們都清楚這一選擇的意義。
編導的誠意，我想觀眾是看到的，但是顯得過於直露和張揚了。但有信念總是好的，因為人心思變，天不一定會變；而人心倦惰，天就一定不會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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