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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間，「澳門藝穗節」已經是第十屆了（編按：2011年澳門城市藝穗節為第11屆）。除了中間兩度停辦之外（2006與2008年），差不多每年年末，都有兩三個星期，你會在澳門的大小表演與展覽場地，甚至大街小巷，找到各適其適的文化藝術節目。
「藝穗節」（Fringe）這個活動形式，源自著名的「英國愛丁堡藝穗藝術節」。事緣1947年英國愛丁堡藝術節期間，有八個藝術團體未獲主辦單位邀請，於是決定另起爐灶，自行籌劃節目，與愛丁堡藝術節的演出分庭抗禮。他們以藝穗（Fringe）自居，結果大受歡迎，而藝穗節亦成為了全世界最大最受歡迎的藝術節之一，到開花結果，遠的有法國亞維儂藝術，近的則有台北藝穗節、韓國藝穗節、香港藝穗節、澳門藝穗節等等。
藝穗節的精神，在於開放與自由，基本上，參加的表演者均未經評審或挑選，因此，你可能會在藝穗節看到具前瞻性的實驗作品，碰上藝壇的明日之星，也可能看到奇爛無比的幼嫩之作。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多年以來，我們總會在澳門藝穗節找到年青人的身影。
當城市變成主題
簡言之，「實驗」是藝穗節的關鍵詞。我們知道，首屆澳門藝穗節由前澳門市政廳於1999年舉辦，以「歐洲小劇場視窗」為題，邀請了不少來自歐洲、亞洲及本地青年藝術家，推出具創意的演出與節目。值得注意的是，首屆澳門藝穗節有不少節目都突破演出空間，選擇在大橋、巴士內、阿婆井等地點，跟觀眾碰面。而這也成為了歷年「澳門藝穗節」的傳統，例如在今年澳門藝穗節中，台灣默藝人姚尚德便在營地街市一樓的豬肉檔，演出了他的《博物館》。
澳門藝穗節的這一種演出空間的實驗取向，後來更發展為2000年的「生活．藝術．無限」以及2002年的「全城舞台」的主題，2009年澳門藝穗節更乾脆易名為「澳門城市藝穗節」，那種「強調生活就是藝術，藝術就是生活」（2000年的口號）、將創作與城市景觀結合的取向，一直沿用至今。換言之，「城市」逐漸由澳門藝穗節的背景演變為該節的主題。
事實上，只要我們拉闊視野，對於這種將城市變成主題的做法，我們應該不會感到陌生。就以差不多有三十年歷史的香港藝穗節為例，自1999年開始，香港藝穗節也易名為我們所熟知的「乙城節」。然而，城市到底為什麼會成為藝穗節的主題？而這對於標榜藝術上的實驗性與開放性的藝穗節傳統來說，是好事，還是壞事？
尋回全球化年代的實驗精神
我們知道，八十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化步伐加速、創意文化經濟抬頭，面對全球經濟的激烈競爭，全球各地城市（尤其是「全球城市」（Global City）愈來愈著重加強自身的基建以及軟體（所謂硬實力與軟實力），來吸引全球流動的資本、人材與消費者。
在這個全球化競爭效應下，愈來愈多的城市把大量資源投放到文化領域，希望借此為城市刷新面目，建立令人眼前一亮的「城市品牌」（City Branding）。而事有湊巧，這一股重新打造「城市品牌」的風尚，正好在上一個世紀九十年代末（尤其在1998年金融危機後），配合文創產業論述的興起，吹進不少的亞洲城市。
因此，我們不禁要問：由「澳門藝穗節」到「澳門城市藝穗節」，由「藝穗」到「城市」，十年下來，「澳門藝穗節」是否已偏離了「藝穗節」原來所強調的實驗與開放的精神？主題化與實驗性又是否天生的死敵？換一個方式問， 在全球化年代，我們又如何才能尋回藝穗節應有的實驗精神？
本文文題「 如何讓藝穗超越藝穗？」是台北劇場工作者張吉米，今年在「澳門藝穗節」的講座主題。 事緣張吉米有感於過去三屆官辦的「台北藝穗節」的官僚與沉悶，於是決定以搞鬼的精神搞個「節中節」。
表面看來，無論在名字、文宣等各方面，這個「節中節」都跟官方的「台北藝穗節」無異，這可算借力之舉，以官方的資源（補助金），寄附官方的文宣渠道，另開一片天。用我們理解的流行語言說，那是「騎劫」。但跟官方「台北藝穗節」的取向不同，雖然這個「節中節」 對參加的表演者均未經評審或挑選，但卻把所有節目集中在幾個鄰近的場地中，並通過不同的方式（例如跟參加的表演者的每日派對），加強參加的表演者之間的連繫與交流。
換言之，這個「節中節」嘗試以組織與企劃上的實驗，來延續、更新與開拓藝穗節該有的實驗精神。面對城市的主題化，台北藝穗「節中節」的經驗，的確為我們思考「 如何讓藝穗超越藝穗？」，打開了另一扇窗。
（原載於2012年2月3日A20版《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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