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龔志成音樂工作室」和「香港藝術中心」合辦的《開放音樂》舉行了九回，在剛過去的第九擊，一如既往，古典新音樂輕音樂抗議歌曲共冶一爐，平台絕對公開公平公正，觀眾如常出入自如，演出者的音樂與現場環境的雜聲互相對唱（或抗衡），再加上微微細雨，忽爾驚覺，原來這座城市，也有可愛的時候。
我們一窩蜂去討論公共空間，並用各式各樣行動去實踐自己的使用權的時候，我不禁在想，音樂是怎樣跟周遭的環境產生關係，這個公共空間又是怎樣影響音樂，這是個非常有趣的議題，這次《開放音樂》是個很好的思考出發點。
整場音樂會有幾個時刻特別難忘。趙朗天是本地的新音樂作曲家，眾所周知，龔志成一向致力於推廣本地新音樂，於《開放音樂》中加入新音樂的曲目，就是要解除觀眾對新音樂的忌諱。當晚的確出現了頗有趣的情況︰部份觀眾得悉即將演奏的是新音樂曲目，立即準備動身走人！這是我從沒有見識過的場面，一方面為之驚訝，一方面也「擔龔之憂」。有觀眾在龔志成的勸說下最後還是留下來，先來的是一首五分鐘的鋼琴獨奏，由趙朗天自行演繹；及後是一首只有兩分鐘的弦樂四重奏，這首曲目演出時間雖短，內容卻豐富得很。豐富所指的不止是音樂本身和樂手的情感，也是演出時周遭環境跟音樂之間的互動。
在樂手演奏時，演區正後方剛好有搬運工在卸貨，貨物儲夠一定數量後，便一整車的經過藝術中心門前，一直走到隔壁的大廈。搬運工從貨車把貨物拋下時有一定的節奏，夾雜在弦樂演出中間，似有還無的像在打拍子，有時又會像爵士樂裡的「two against three」，似是在跟弦樂的拍子唱反調。無論兩種聲音的本質是如何不同，在同一個空間下，我們沒有選擇只能把兩種聲音同時接收。因此，在公共空間演奏音樂，意義不僅在於權利行駛，更深層的意義在於這類活動改變了人對藝術的感知，雖然這種轉變從十九世紀末留聲機的發明經已開始，但兩者的轉變是不同的。
在公共空間欣賞現場音樂，跟一般在家聽唱片、看youtube，甚至是外出聽mp3有所不同，從科技而來的音樂欣賞經驗是把音樂個人化的過程；在公共空間欣賞音樂，觀眾不能避免需要接受空間內的各種事物，在感官上把音樂與環境融合，這種融合不能說成是絕對的「開放音樂」，但觀眾和演出者的參與卻有定義空間的意義，這個意義並不止於官式用語「美化空間」、「把藝術融合生活」，而是具有推動社會進程的意義，是改變，甚至是表現我們的「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的重要一環。如提出「感覺結構」的文化研究大師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言，「感覺結構」無法以清晰的概念來表達，「感覺結構」總是處於塑造與再塑造的過程。在公共空間演奏音樂，可說是一種對社會建構的覺醒；同樣地，觀眾參與公共空間音樂會，不僅是對公共空間藝術的一種興趣投入，同時地也參與在改變音樂欣賞經驗的歷史進程，也可以說，在改變作為「感覺結構」載體的藝術，最明顯不過的例子是黃衍仁當晚的演出。黃衍仁是有份參與苦行並被標籤為「八十後反高鐵」的其中一份子，對比起當晚同有抗爭意味的Edmund Leung，黃衍仁不論是音樂跟表演方式都來得拘謹，他那原始也沒甚結構的音樂，加上赤裸且詩意欠奉的歌詞，聽罷觀眾強烈感受到，一連串社會抗爭活動是如何地塑造他的音樂、他的沈重；他的演出作為「能指」，帶動觀眾再次重溫一幕幕抗爭場面，如果把黃衍仁的演出放入音樂廳或劇場會有這樣的感染力嗎？我不知道。
倘若我們明白當下的「感覺結構」正處於如歷史必然的進展過程，我們大概會明白，被指存有「深層矛盾」的香港社會到底正在經歷什麼。
（原載於2010年4月《藝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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