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好看，主要歸功於出色的劇本。題材賦予了說故事的難度：觀眾是否需要先了解量子力學的知識才會看得懂呢？一齣以頂級科學家之間的辯論來創作的戲劇，怎樣顯出其文學和藝術特質？
故事分三段：已死去的科學家Bohr、Heisenberg，以及Bohr的妻子Margrethe嘗試三次重演1941年他們在哥本哈根的一幕，探究為甚麼Heisenberg和Bohr曾經共同研究，情同父子，卻在這次會面後老死不相往來。表面原因是二戰爆發，Heisenberg的祖家德國已經侵略了Bohr所在的丹麥。但他們還不確定Heisenberg特地來探訪Bohr的真正原因。是為了套取有關製作原子彈的機密？純粹是為了探討「科學家應否為研發出來的殺人技術負上道德責任」？他們的記憶也模糊了，惟有一次又一次的重構當天的一幕。兩大科學家所創的「測不準定理」和「互補性」理論，也在這三段「歷史重演」中體現出來。
中間圓拱形的舞台設置，被觀眾環繞著，設計出一種「不確定」的觀賞經驗。傳統舞台方方正正地對著觀眾，而演員則守著「不能背台」之規矩，而這圓形劇場則反其道而行，當演員在舞台周邊為中心游走不定時，總是對某些方位的觀眾而言是背台的，那些觀眾就看不清楚演員的面容，反而對面的觀眾就會看得很清楚。因為整齣戲裏，演員都是這樣繞著舞台轉，於是總是有某些時刻、某些演員對某些角度的觀眾而言是無法看清的。同一齣劇，每個角度的觀眾都會看到不一樣的風景，共通點是他們看的都不整全，就像科學家觀察研究對象時，所看到的總是與事物本身有異。這種表達方式，也就把科學和文藝之間隔斷的牆給打破了；或者說，根本就沒有這道牆，問題總是出於人怎樣看事物，然後怎樣解釋。戲劇評論者也就與科學家一樣，圍繞著事物，嘗試著解釋，互相辯論，而他們的觀看和評論本身，也必然是不整全的，而立場各異者，就像有關波動和粒子的學說一樣，既是對立，也可說是互補的。
《哥本哈根》說的其實是歷史。歷史不是過去發生過的事情本身，而是人們怎樣言說這過去，眾說紛紜，甚至當事人也說不準。記憶也就像科學家所觀察的粒子，自己也搞不清。圓形的舞台拱起而非平面，就像粒子的一部分，三個角色就像三粒電子。他們分三次重構那一年Heisenberg到哥本哈根探訪Bohr的一幕，就是三次測不準的歷史實驗。既是他們個人記憶的歷史，也是其民族（丹麥、猶太、德國糾纏不清）和世界的歷史；因為時代背景和社會文化的差異，這劇在香港上演，從原作者Michael Frayn到改編者蔡錫昌和觀眾之間，對那段歷史和人物的理解和闡釋也各有不同。這劇還不算是一齣歷史劇，而是取材歷史的再創作；反過來也表達了所謂「歷史劇」甚至「歷史」其實也不是「事實本身」。
劇作者抓住了「看不準」這一科學與人文學科的共通點，回應了人類一個共同挑戰，或代代相傳的盲點。很多人把科學視為最理性的，因此也是各種問題的終極解答和依歸，不符合「科學」的，也就不能確信。找尋「確定」和一個終極的真理是人類的本性。渴慕「終極真理」本身沒有問題，但有些人以為自己有方法把「真理」握在手中，隨意掌控，那就是災難之源。在這劇的背景裏，就是世界大戰、種族清洗，還有核子災害，都是源自一些人執著「控制」的慾望。不過，當Heisenberg和Bohr也承認他們「測不準」，那就是從傲慢轉向謙卑的時候。我們豈止看不清粒子和宇宙，也看不清人心——包括己心。就如結局裏Margrethe所說，Heisenberg尋求Bohr的諒解，偏偏Bohr對他更是誤解。人總是有所誤解，對應之法其實還是諒解——體諒自己的、別人的不解。
這大概是Michael Frayn對人類和平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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