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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讀《大鬧天宮》的場刊和其他媒體上的訪問，都比看這齣劇更能體驗到導演何應豐常提及的「人文精神」。何應豐的Total Theatre也許會令不少人totally lost；他的創作明顯是要挑戰觀眾的。我不知道這齣劇有沒有意識地為（挑戰）哪一類觀眾而設計，但那種「讓平常只會看反智劇集、營營役役工作的香港人更關心內地女工的生命境況」的假設在看劇之後也被挑戰了。這齣劇不可能是為這些人而設的，反而會把他們嚇走，把他們趕回家中那個小屏幕之前，邊吃漢堡包邊看反智劇。
劇作者期望把一些問題拋給觀眾，讓他們帶著一些問題離去，例如中國傳統裡「人為何死後才能伸冤」，以及叫人反思「富士康」血汗工廠那種把人當機器的現象等等——都是在場刊和媒體訪問中清楚地說明的。不過觀眾離場時帶走的「問題」是哪一類？是啟發性、有延續性的，叫他們回去找更多資料來看，更深入去思考；還是叫人充滿疑惑，離場反而舒一口氣，回去繼續看電視的那種「問題」？
也許有一類觀眾可以更享受這次演出：事先不看場刊和訪問，甚至連這劇是關於「富士康」、《西遊記》和《紅梅閣》的再創作也不知道。進場之後，這類觀眾並沒有甚麼期望，甚麼都是新奇的；也不要動腦筋，天真地嘗試接受何應豐的「挑戰」，期望能「解讀」台上正在發生的一切，把台左台左台前台後甚至台上（字幕機）和台下（指涉現場觀眾的設計）勉力集中地理解——不，這類觀眾只管分心地在劇場中各處同時發生的「事件」遊走，不論是視覺的，還是聽覺的元素，雖時有交疊，相互干擾，也可當聽交響樂一般，取其模糊而一統之印象。若是如此，《大鬧天宮》就是讓此類觀眾——套用一些陳腐的說法——暫時放下自己的既定思維習慣，用心去感受。那麼台上各種敘事、形體、音樂、多媒體拼貼等元素同時出現的豐富表現，就不是叫人頭疼，而是一桌充滿詩意的、視聽愉悅的盛宴，不同的人也會看到不同的東西——只要不貪心妄圖把整桌都吞下。
然而，這種恍似走進主題公園的，把《大鬧天宮》以Pastiche的方式來觀賞的觀眾，能帶走多少劇作者本來想提出的問題？換句話說，若觀眾以不勉強以知性把握每一刻都同時發生的、在空間和聲音上皆分散的「舞台事件」，放輕鬆地享受藝術家以形式創新帶來的審美經驗衝擊的話，怎樣連接到劇作者強調的「人文關懷」？
但我相信有不少觀眾是為了「富士康」的題目而來的，他們真的期望看到劇作者如何把工廠女工和中國古典文學拼起來。我不知那是否故意的，宣傳品和外間媒體訪問所介紹的劇情和背景，單看演出是看不出來的——那是否計算在內，演出的一部分？即劇作者預期觀眾帶著那些有關主題和背景的知識進場，因而在演出中就可省略？的確，帶著那些前置的知識，觀眾還可以在演出中辨認出哪一刻是講孫悟空跟師父對話，哪一刻是女工講述自己的故事，哪一刻是講李慧娘的故事，但都支離破碎。
七位女工（李慧娘的冤魂一分為七）的自述的確從沒人性的經濟體制中挖出了個別的有血有肉的生命故事出來。但那些都是模糊的印象和片段，例如走到哪裡都是鐵閘（牢獄的意象）、火車上被擠壓和忽視（民工春運的共同經歷）、第一次光顧「麥當勞」（貧富與城鄉的差距）等。但令人奇怪的是，編劇也剝去了那七個「李慧娘」的名字，她們的經歷的前文後理。那麼，當劇作者本來想把具體的個人從冷酷的體制中拯救出來時，也把她們轉換為另一種抽象的藝術形象，讓個人身分繼續隱沒——反而那七位女演員在劇終把自己的名字和籍貫說出來。抑或最後演員所說的名字就是角色的名字？角色與演員藉此融合為一？
但除了這七個女工的自述，其他部分看來，都不似讓那些因「富士康」而來的觀眾（即本身已有一定的「人文關懷」的人）會有更多啟發。這次演出更似是要求觀眾都有一定的時事和文學知識，需要他們自己把劇中隱去的、含糊的地方自行補上，但同時又以Total Theatre的方式衝擊觀眾的感官與腦袋。看得很累。這個「對觀眾的挑戰」真的是挑戰，但挑戰完，可能很多觀眾感到「戰敗了」，帶著疲累而去，有甚麼意義呢？在香港，劇場這媒體不像書籍和電影，也不像外國長年演出的劇目一樣，可以一看再看，今次看不明白，可以下次再來。若劇作者有啟發觀眾的意圖，也許就要放下Total的表現手法，不需那麼「豐富」，那才是給觀眾去思考和探索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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