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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場前，我不住想起的何應豐作品，竟是多年前的《元州街茱莉小姐不再在這裡》，記起的是甄詠蓓於漆黑之中，面對觀眾的無聲吶喊。那種歷劫後的沉痛，穿越千山萬水又重新回到我的記憶中。
我沒有看過何應豐所有作品，因此不敢以「作者論」的眼光，貿然斷定「弱女」在其創作的位置。不過，《大鬧天宮》以李慧娘、「富士康十二跳」及孫悟空為創作起點，其立意明顯不過──透過七個血汗工廠的女工（弱女），來觀照過度資產主義社會的甚麼。這也是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劇場如何回應現在進行中的社會事件才算恰當？創作人會採取甚麼樣的書寫策略？誠然，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沒有一種書寫策略能讓人完全放心、不啟疑竇。其中一種是，代入主角，以實錄形式再現整個社會事件，但這不易解決知識分子高高在上的視角。我永遠不可能是你，我只能同情地理解你。我如何能一邊保持對自己社會身分（如階級、性別等）的覺察，一邊再現你的故事？而且，如果只是實錄形式的再現，觀眾早已在報上網上看了不知多少遍，創作人還有甚麼新鮮的視角呢？另一種方法是，以社會事件為起點，然後再加入創作者自己的觀點、故事。當然，這種方法較易避免前述的陷阱，但原本直面社會事件的力量卻容易被削弱，而且有時候遊得太遠，原本的事件變得可有可無。
《大鬧天宮》的書寫策略較為接近後者。由於我不知道何應豐與意珩的合作過程（也非本文關心所在），所以我把作品的書寫策略視作導演與文本作者以至創作團隊的總體成果。《大鬧天宮》中，悟空再世的陳孫爺重拾大聖法力，喚回七個沒有名字女工的鬼魂，借「李慧娘」的屍首申報冤情。借明朝戲曲《紅梅閣》李慧娘的意象，那句「為何中國人要變成鬼才能申冤」（此劇宣傳語句）的控訴很快便成立了，而這也引發了觀眾對數不盡之中國冤情的代入。而再世悟空也可被視為一種申張社會公義、改變社會的進步力量。借用經典的書寫策略是相當成功的，一方面讓觀眾在情感上產生認同、代入，另一方面其互文性策略亦讓觀眾有更大想像空間，無論在追認歷史上的弱女群抑或道德情操上（實踐公義）的嚮往亦然。可是，故事發展下去，悟空的確讓七位女工亡魂開了口，但沒有鬧著甚麼天宮，即沒有對建制迎頭痛擊，於是原本渴望改變社會的期許落空了。而七位女工開口說的，大部分不是血汗工廠的故事。有些的確有趣且震撼的，例如女工鬼魂坐在火車上然後被一胖婦壓著，以及七個李慧娘亡魂飄浮於天地間（我姑且稱之為「陰氣重」的場面，但它又散發著陰間的美）。但一些故事卻顯得陳腔濫調了：其中一名女工初嚐麥當勞雞腿包，十分興奮，及後才發現她吃的正是自己祖家養的雞。七位女工加起來的故事，卻沒能讓我們得知血汗工廠的壓迫，這的確避免了實錄形式書寫的弊病，但又會否和「富士康」遊得太遠？
此外，無論創作者採上述第一種或第二種的書寫策略，都會對所述的社會事件採某些立場，甚至通過不同手法對事件進行批判。《大鬧天宮》將賈似道變身為現代企業的CEO，而裴禹則為權力的執行者。但賈似道由始至終也只是象徵權力中心，鐵板一塊。賈似道對自己只有小學學歷而坐上CEO的位置，十分自豪，而秘訣就是「管理」二字。這樣的論述，其實已見慣見熟，並沒有讓我們知道更多。就算賈似道只是一個象徵，這個象徵也沒有衍生更多的想像。反而裴禹更有血有肉。他不但會為自己所做的而掙扎，甚至銳意尋死。裴禹的角色，讓我們對權力背後的運作，看得更清楚。
最後，悟空得見賈似道，卻欲以他為師。悟空道出心聲，為求得法是其究竟目標。這樣的筆鋒一轉，最耐人尋味。所謂改進社會、伸張正義的力量，其實只是為了自求多福？最後也只能服膺資本主義？抑或是《大鬧天宮》團隊不再相信這種力量的存在？如果悟空是「我們找到劇場有力地回應社會」的期許，這份期許，是否也註定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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