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簡稱「特首選舉」）剛於3月25日結束，結果梁振英以過半數的選票（689票）當選。有關「小圈子選舉」、「官商勾結」、「中央治港」等話題，仍然是本屆選舉期間的風眼，爭論此起彼落，好不熱鬧。然而，今屆特首選舉最令人刮目相看的，倒是梁振英、唐英年、何俊仁均於選舉政綱引入文化議題，並倡議當選之後成立文化局。
回歸後成立文化局的背景
倡議成立文化局，並不是新議題，文化界說了多年，只是港英殖民政府至今，政府的文化政策仍然是「沒有政策的文化政策」。既然政府認為沒有需要制定文化政策，也就沒有成立文化局的必要。然而，或許有見近二、三十年全球經濟的「文化轉向」，加上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特區政府極需謀求發展出路，走出困境，政府也就開始在一片「經濟轉型」的呼聲中，提出「知識型經濟」、「文化工業」（後改稱「創意及文化產業」）、「創意經濟」等政策主張。
此外，殖民時期在意識形態上無法觸碰的敏感問題，如文化身分（尤其是民族認同的問題），在回歸以後，開始被拿到政府議事大廳的木桌上。因此，1997年10月8日，當時的特首董建華發表《施政報告》，在「香港的文化」一章，便強調要加強市民對國家歷史文化的認識，並同時要維持香港文化的國際性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色。
怪不得候任特首梁振英在其選舉政綱中，提出要成立文化局時，說要「進一步提升和豐富精神及文化生活，增加城市的魅力和社會凝聚力，推動文化產業的發展，與民間合作，政策與市場並存，官民互相配合補充，提倡多元文化」。而文化局則負責「制訂及推動文化政策，吸納民間參與，參考國際及周邊地區成功的文化發展經驗，積極主動、誠心誠意地啟導和支援香港的文化隊伍」。
文化觀點主流化
或許，大家會疑問：香港真的有需要成立文化局嗎？我的答案是：亳無疑問，香港需要成立文化局。首先，由港英殖民時代以來，港府一直欠缺具有文化視野、統一宏觀的文化政策。香港並不是從來沒有文化政策，而是消極（或所謂「積極不干預」）與散件式的，並偏向文娛康樂，背後缺乏統合的文化視野與文化願景。成立文化局，正好彌補了這個港英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文化缺陷。\然而，香港到底需要怎樣的文化局？還有，我們到底需要一位怎樣的文化局長？從歷史的經驗得知，狹義的文化局，一般只管一地（或一國）文化藝術的創作與培育。但如前所述，在近年二、三十年全球經濟的「文化轉向」大潮下，文化創意產業抬頭，文化藝術成為了打造城市品牌的利器，文化局就更擔當了促進與規劃一地文創發展的樞紐。
除此之外，廣義的文化局同時也必須扮演民間與政府、部門與部門之間的「協調」角色，讓政府的每一項公共政策都注入文化發展的思考。換言之，文化局的首要責任是讓「文化觀點主流化」。其實，所謂「文化觀點主流化」，並不算是甚麼前所未有的新觀點。2003年3月31日，香港特區政府委任成立的文化委員會，便向政府提交了《政策建議報告》，其中便提到「全方位推動」的原則，即在教育、城市規劃、旅遊、創意工業和經貿發展等多個跟文化發展息息相關的領域，在政策與相關法例的制訂過程中，加入文化發展作為必要的考慮。
即將出任台灣文化部部長的文化評論人龍應台曾說：「所以文化政策是甚麼？它就是一套整合的機制，以文化為核心思維，以這個思維去檢驗政府這個機器，檢驗它本身的結構是否符合文化的發展所需，檢驗其他的齒輪是否配合文化的發展，檢驗機器運轉的方向是不是一個文化所能認可的方向。」（見〈文化政策為甚麼？〉）她舉例子指出，若果政府立例禁止街頭藝人在公共空間表演，文化局有必要跟相關部門鬥爭，取消相關規定。又例如碰上交通部門因為要拓寬馬路而斬伐老樹，文化局也要出面交涉阻止。
至於文化局長則需要具有上述的文化視野與文化願景，既具有深厚的文化素養（廣義文化，而不侷限於狹義的藝術），也擁有卓越的文化規劃與公共行政經驗。
普選前的文化局
不過，文化政策既與文化認同有關（無論是國家認同，還是地方認同），也跟一地人民的生活品質（新聞廣播質素、公共空間、城市規劃、社區保育、閱讀文化等等），更與該地的創作與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相關。總言之，事關一地人民的「文化願景」，可謂茲事體大。所以在現下缺乏真正民主代議與監察體制的情況下，文化局便成為了雙面利刃。搞得不好，文化局難保不會成為意識形態的掌控機器，文化一把抓。故此，在真正普選之前，到底如何組成文化局，以及制訂怎樣的文化政策，便不得不慎思。否則只會扼殺香港文化原有之特色與本錢，毁滅連候任特首梁振英自己也提倡的「多元文化」。
另外，特區政府即將重組行政架構，由於時間緊迫，短期之內，政府極有可能只會將原本隸屬於民政局的康樂及文化署、隸屬於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創意香港」辦公室，改撥文化局。然而，廣播、文化旅遊、教育（藝術教育與國民教育）等重要政策，又會否納入文化局？還有，文化局跟原有的文化藝術法定組織，例如藝術發展局與西九管理局，又應該建立一種怎樣的關係？總之，一切尚待進一步的釐清。
現階段建議
文化是百年大業，成敗非在朝夕。故此，在現今階段，筆者希望未來的文化局，起碼著手推動以下的三項工作：（一）詳細檢視既有的文化體制與資源，從而制定出一套具前瞻性與文化視野的文化政策，並發表諮詢文件，廣泛聽取各界意見。（二）在民間與政府、部門與部門之間，扮演必要的協調角色，讓「文化觀點主流化」，即政府的每一項公共政策都必須注入文化發展的考慮。（三）設置常設的咨詢、考察與研究機制，緊貼文化藝術界（狹義文化界）的生態與發展現況。
鋼鐵不是一天煉成的，就等著瞧吧！
（刪節版本題為〈香港需要怎樣的文化局？〉，原載於2012年5月《紫荊》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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