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文化。生活觀》 講座（七）
戲當真還可演下去／如此走過的演藝人生
日期：2011年11月19日（六）
時間：2-4:30pm
地點：Café Golden（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1樓05室）
主持：何應豐
嘉賓：陳曙曦、陳淑儀、何偉龍
摘錄整理：陳國慧
主持何應豐說，以這個主題作為是次系列講座的一個總結是挺有意思的，他希望今天的嘉賓能夠帶給各位不同層面的思考。他首先補充是在第六次講座中，嘉賓之一周蕙心說政府其實是有一套文化政策的；不過何應豐卻發現這套文化政策，其實更像是一套是「文藝」政策，同時亦沒有向公眾介紹，於是「政策」是如何推行仍然是一個謎。他關心的是到底香港正在面對一種如何的文化生態；而今天講座的嘉賓，他們參與劇場的經驗，是反映了香港幾代劇人的發展過程。從業餘戲劇開始，到海外劇人回流引入不同的劇場流派，到「香港話劇團」成立確認專業化的轉變；同時演藝學院在八十年代中開始，亦培訓了很多戲劇工作者，他們隨後成立了多個小型專業劇團。
在這條發展的路上，三位嘉賓都在不同階段和時間有不同的思考──帶領「灣仔劇團」從業餘走到目前成為場地伙伴的「團劇團」，何偉龍仍然堅持；在演藝學院任職的陳淑儀，在多年參與劇場後「想叫停」；陳曙曦遊走於香港與去澳門，專注劇場訓練的同時亦運作獨立場地，他們個人的故事，可能是沒有太多人關注的，但他們憑藉一股熱誠一直生活到目前，他們的路是如何走來的？
何偉龍先分享他這廿多年來的經驗。他說以往很少去想做過甚麼，但何應豐的開場白卻令他在十分鐘回想了廿多年的經歷。他說自己「沒有停下來」，認為劇場走像「毒癮」一樣使他沉迷。何偉龍說這固然是個人興趣使然，然而「不只演戲好玩」；他在接觸劇場的同時，亦涉獵很多藝術的形式，越有不同的新發現。他形容自己對藝術和劇場的投入程度，是「走出不來的」；並笑言不明白為何有人可以「走出來」。
常面對有朋友問他何時退休，何偉龍說自己是完全投入於戲劇，現在是做自己喜歡的事，根本沒有退休的概念；他自言「不辛苦，不停下來就沒時間想（辛苦不辛苦）」。不過在這過程中，卻會碰到一些很「氣人」的事，就是「當做些很人的工作時，就有很多規矩出現」；他說要用很多耐性去戰勝這些限制。何偉龍回應說，「不同意有文化政策的說法」；他說這問題亦是令他要發言的動力。他不諱言對做製作已經沒多興趣，在製作上獲得的滿足感已不是他所想追求的；他現在是對教學有興趣，希望透過製作來支援學員，讓他們成長，他說這已是是另外一個層次的發展了。
另一方面，何偉龍亦強調香港必須要有文化局去導領香港文化的方向，他說現在的政府對有關的議題可能是「說不出口或不敢說」，因為政策不只是做製作，而是凌駕在很多不同的「局」之上去作出配合的──這是令政府很頭痛的事。於是往往就會給藝術家一些甜頭（如不同的資助）。但他說，現在覺得甚至是「太多錢了」；何偉龍說「不是要資助，我們要的是政策，有好的政策，我們都是可以自己生存的」。他說政府官員只要想想──希望香港三十年後要一些怎樣素質的人民、要一個怎樣素質的社會，就知道必須要有政策的配合──這是香港必須要思考的。
沒有成立和營運劇團的陳淑儀，說自己是從「工作者」的角度去回應。回溯自己未入行的經歷，他說當時在銀行工作，發覺生活相當公式化，亦不知自己在做甚麼，為了找尋生活的其他可能性，他常常去看電影；後來遇上何偉龍，發現原來有另一空間可以表達自己，於是就進入了劇場。陳淑儀說，當演員於他而言並非「偉大的理想，只是想尋找存在的滿足感」；他說當時的想法並不是很清楚的，「倒是戲劇找我而不是我找戲劇的」。
讀演藝學院、走專業之路──他說是一種「自我的滿足」，但慢慢他會問──自己是想如何？難道做戲就是這樣？除了自我滿足外還有甚麼？這種對「不滿足」的詰問，是反映在他撰寫的碩士論文中。陳淑儀說自己沒有想過文化政策的事情；他說自己作為「工作者」，自覺是以製作為本的，不過當這是不斷循環下去的話，他亦開始對這表示懷疑。陳淑儀說自己沒有答案，卻一直給自己空間去思考這問題。
陳曙曦則從其劇團「天邊外」的運作先說起。他坦言是在當年接觸何偉龍的「灣仔劇團」，替劇團導戲後而對劇場有新的啟發。陳曙曦說，自己見到何偉龍是如何去運作一個劇團，亦見到他對劇場的態度是很強硬、很堅持的──何是為了當時作為導演的陳，要求打開劇場舞台後的門而和場地管理爭取──被「深深打動了的」陳曙曦說，看到「如果道理在自己一邊就要堅持」的態度。後來就是因為有了這個「打開門」的成功例子，令後來很多製作都有這安排，場地亦作出了配合。陳曙曦說說這例子令他看到爭取的重要性，而且是可以成功的；往後他在劇場的路亦以此自勉。
回溯自己接觸劇場的過程，陳曙曦說自己是從中三開始接觸劇場的，當時的他希望成為一位電子工程師，後來因為未能修讀理科，想法了落空，於是就在劇場先做做音響滿足一下。其後有一次，因主角未能演出，而臨時又沒有演員的情況下，陳曙曦就踏上了舞台，開始演戲，亦發掘了自己的天份，他自言是在那時開始踏上了「不歸路」。說起劇場的因緣，陳曙曦說自己父親是一位條件很好的粵劇演員，但卻被爺爺迫著做了一份政府工，令他感到很遺憾；從小在這環境下長大，陳曙曦說自己「很討厭粵劇，覺得很吵」，所以從
沒想過自己最後會走上了戲劇的路。
他續說在中學時，老師亦不鼓勵他去做戲的；當時的他很喜歡另類劇場，並看了很多「進念」的演出，其中一句說話令他很難忘──「投入制度、打擊制度」。陳曙曦說，他當時覺得，要做好正統的（投入），才可以做另類去作出打擊。在這影響下，他去報讀演藝學院，卻是失望而回。他說感覺學院就像一所工廠，和他所想像的很不同；學院是要訓練學生成為職業演員，以劇場作為工作，但陳曙曦卻相信，「戲劇是一個祭壇」。這種想像的落差，令他感到很沮喪，亦面對了很多衝擊。
畢業後，陳曙曦去了英國，在當地發現了新的世界，亦打開了視野。他發現香港的劇場訓練其實是很狹窄的。後來他在回港後，試過成立劇團，不過經驗卻不是很好，亦發覺營運劇團是很辛苦的，很多時是處理行政多於藝術，見到同業們的辛苦，他本是認為不運作劇團，專心做創作。往後因為辦了戲劇教室，慢慢累積了學生，卻苦找不到場地演出；陳曙曦說發覺香港的小劇場很缺乏，於是就想有自己的小劇場，去培訓演員，為他們爭取排練和演出的空間。
於是他在幾年前在大角咀找到一個很便宜的工廈單位，成立了自己的劇場空間。他說在自己的地方，可以對場地要求、沒有規矩所限，創作多了很多靈活性。不過，陳曙曦說最近政府的活化工廈政策，卻令這空間的發展陷入困境，雖然現在有業主的支持可以渡過難關，不過附近的地段都變成了豪宅發展的項目，他說結果都是要搬走的，目前只能「見步行步」。不過，他說不會放棄的，因為他亦是憑藉上一代劇人沒有放棄的態度走到現在，這是一個一環扣一環的生態，他說這個環不可以斷，下一代的年輕人才會有所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