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文化。生活觀》 講座（六）
表演藝術節背後有關文化地緣的不尋常故事
日期：2011年11月13日（日）
時間：3-5:30pm
地點：Café Golden（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1樓05室）
主持：何應豐
嘉賓：茹國烈、周蕙心、楊春江
摘錄整理：陳國慧
主持何應豐「聲明」今天的嘉賓都是以獨立的身份出現，不過憑藉他們過去在藝術行政方面的經驗，都會對香港藝文發展和未來的方向很有獨特的見解。即若是目前在創作方面涉獵較多的楊春江，他亦曾從事舞團藝術行政的工作；至於周蕙心則長時間在政府單位中推動藝術發展，茹國烈則從以往在獨立的藝術中心內策劃各式藝術節，至目前掌管「西九」的發展。他們在香港策劃、在海外參與藝術節的經驗，與他們在香港的文化位置，可以為大家帶來不同的啟發與思考。
楊春江先分享在「城市當代舞蹈團」的經驗。他說參與藝術行政並不是自己計劃中的事，是與很多身邊的人的推動、因緣有關的。唸視覺藝術出身、亦曾副修中國音樂的楊春江強調，「所有藝術都是共通的」，所以其實行政亦屬創作的一種。他說當時畢業後未知去向，剛好舞團有招攬義工，於是開始涉獵行政的工作，發現「有些經驗是可以互動的」。後來在朋友的推動下，他開始在舞團的二團做些創作，發現是另一個新方向；加上當時的他希望在三十歲前，去做另外一些發展，於是便申請了獎學金去荷蘭和英國唸編舞。
海外的經驗令楊春江獲益不少，其中重要的是其畢業作。這個演出是在學校以外的劇場進行，和以往學校的做法已經很不同；半年後學校告訴他，原來這個演出有當地藝術基金會的負責人去看，對作品很有印象，於是希望邀約楊春江在當地演出。楊春江說基金會的人指導他可以如何申請當地的資助，同時亦建議他怎樣在原來的規模上再發展，並聯絡與當地的人合作等。
最後，資助的撥款可容許他在當地逗留八個月，甚至是讓他有足夠的資源與當地藝術家合作和安排排練室。楊春江坦言這事對他來說的衝擊大。他說香港的「創作和藝術行政是分開的」，但他說荷蘭的藝術策劃者會去主動看演出，甚至是協助藝術家去做，「很多建議是很開放的，亦沒有很多有條件的限制」。正因此經驗，他發現藝術家與藝術行政的關係是很重要的，亦在這基礎上一直「順勢」發展。
何應豐回應說，楊春江的經驗「打破了藝術行政沒有創意的說法」；而另一感受則是，他覺得荷蘭這地方的藝術策劃者，並沒有因為春江楊是香港人，而忽視他的創作，其開放性和包容性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至於在政府從事藝術行政超過二十年的周蕙心，亦說這條路亦不是由她去計劃的；一般政府部門的工作都有內部安排，她說自己「是嘗試去找空間」，要在工作中「找當中的樂趣」。她覺得就是這種精神，令其工作和最後成果會和別人有所不同，有一種「簽字」的特色。
周蕙心亦和大家分享在「兩局」（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年代，籌辦亞洲藝術節的小故事。她很記得，是經常與當時的藝術總監分享、交流各自在周末看演出的經驗。她說大家都如飢似渴地去看很多不同的演出；而這位來自海外、修民族音樂學的藝術總監，是不斷去發掘值得向觀眾推介的亞洲藝術，同時亦見他對之的熱愛；作為做實際支援的周蕙心坦言，這「學習過程很豐富、很有意思」，亦開了眼界，同時思考為何要策劃節目。她說做藝術行政的工作，要有視野，要樂於與藝術家對話，不然只是流於「買與賣關係的，這是很容易的，尤其是以香港目前的經驗和資源」。不過，這卻非是香港要的；如何做到有視野，是未來發展的重要課題。
周蕙心說由官方主辦的來自海外的演出，現在是只佔整體演出的很小部份；和以往搬演海外演出時常碰釘子很不同，現在是大家都對表演藝術認識多了，是成熟發展的表現。不過，要保持和提高本地藝術的水平，還的確要有很多事要做。她說藝術發展局其實就是一個「催化器」，去支持藝術家的發展，這條路要長遠地走。周蕙心近年參與策動「藝能發展資助計劃」，她說「都是去找不同的空間」，即使可能資助有限，「都要讓藝術家知道（有這些資源）」。她亦分享說，機構文化的確會影響藝術的發展，如在政府工作往往會出現「制度化」、「程式化」的問題；所以，「保持對生活的好奇心」是重要的。
另一方面，周蕙心亦有參與藝術和文化行政的教學工作；她說不少來自內地的學生，很快就在中國不同地方找到工作，在喜見他們的成就之同時，她亦覺得他們是「行得很快」，那麼香港的藝術家和藝術行政人員將擔任怎樣的角色？她認為，未來的藝術行政人員，要與藝術家有對話，產生協同效應，向外推動本土的藝術。何應豐回應目前香港在文化政策方面的缺乏，的確會令所謂「買與賣」的情況，同時場地發展的限制亦令藝術發展遇到不少阻力。（後記：周蕙心在討論後補充，民政局是有提出過文化政策的。不過業界人士為何對之未表關心，或是根本不知道這些政策的內容，則是另一問題了。）他以當年在藝術中心（當時是茹國烈主理劇場部）用十天時間來「入台」的例子，指出場地的靈活性的確可以協助藝團和其創作。
茹國烈先「自報家門」說自己入行藝術行政的歷程。原是唸電腦的他，對劇場很有興趣，一直希望「入行」，後來在政府做了六個月的臨時工，校對場刊、接機甚麼都要做，卻覺得很開心。後來雖然都做了一年電腦工作，但在這期間卻不斷的寫劇評和劇本；最後，他發現要還是要做「自己覺得想做又心愛的工作」，於是便轉職到文化中心做節目工作，亦開始了藝術行政的生涯。茹國烈說他曾經做過不少劇團的行政，於九十年代中加入藝術中心劇場部，工作了十多年，之後到了藝術發展局，目前則在西九管理局工作。
茹國烈坦承，在藝術中心工作的日子是最快樂的，亦是他認為「最理想的藝術行政工作」。當時他負責找節目、看演出、與藝術家發展演出的可能性──不論是香港或海外的藝術家他都常接觸。因為當時藝術中心沒有經濟的壓力，所以可以催生到很多不同的嘗試，他自覺是幸運的。不過後來，他發現這樣的運作有困境，因為票房一直不好；他問自己：「為何我覺得好的東西，沒有辦法累積到觀眾？是環境不好，或是我做得不好？」
他發現，籌辦節目是一件事，但要令節目可以長期發展則是另一回事──藝術和藝術家的永續發展，是要有組織地做的。加上二千年後經濟轉差，他更要為藝術中心找出路。於是他就開始和不同藝團合作，讓中心變成一個平台，去讓事情可延續。他亦說是把這理念帶去藝發局，希望增加資助藝團的數量。另外，他亦表示一直關注和協助場地的發展，「場地多元化的出現」是他所渴望見到的。
楊春江回應，藝術行政人員要對藝術恨有熱誠，才可以和藝術家開展對話；另一方面，他則認為培育本地藝術行政人員的視野亦是重要的。他和大家分享一次在海外交流的經驗，香港藝術家往往會有「孤兒」的感覺，香港是否要有文化局的出現是另一個常常提到但暫未見曙光的問題。像楊春江般在海外的「孤兒仔」經驗，周蕙心回應說亦曾有相類的想法。她分享了一次去澳洲參與藝術節的經驗，香港代表只有來自不同單位的數人，與新加坡文化局對交流活動和藝術家的支援比較，香港對藝術家出外交流方面，可以做的還有很多。
另一方面，她亦曾試過在二零零三、零四年，在「沙士」之後去執行一個政府的特別任務，把香港向海外國家推廣；當時有不少本地大型藝團透過這個平台到國際大城市演出，這些網絡的建立是重要的。她認為，藝術家對於政府能做到的，與未能做到的都很清楚，她覺得更要思考的，是要找到合適的藝術行政去與藝術家同行。
何應豐提到有關「西九」的進一步思考，他說這只是硬體，但如何去建立氛圍才是重要的。茹國烈則回應，他在「西九」管理局內工作了一年半，經驗是要「看大亦要看小」；他說曾經有同事建議，用鳥瞰「西九」這地區時見到的「士巴拿」形狀做標誌，但問題是「西九」未來的用家，根本是難以用這角度看到「西九」的。他說很多時，做規劃的人都以為看到的是好的，但卻忘了從用家的觀點去思考，他們的要求與策劃者是完全不同的。他說這會是危機，所以在「全盤看的同時，亦要考慮用家的需要」，不斷轉換角度，找出當中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