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文化。生活觀》 講座（四）
一心、兩意、三生、四境
日期：2011年11月5日（六）
時間：3-5pm
地點：Café Golden（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1樓05室）
主持：何應豐
嘉賓：張國永、曾文通
摘錄整理：陳國慧
主持何應豐先與大家分享有關香港在表演藝術發展上的感觸。他認為香港雖然是走在專業化的路上，但藝術本身的意義卻經常被扭曲，同時，製作的量與質並非同步增長。作為設計師的他，覺得本地導演或編劇，甚至是表演，多是集中在語話和文字上，對舞台上的其他元素是相對忽視的，亦缺乏這方面的美學思考。何應豐認為，演藝學院作為目前本地唯一一所培訓專業舞台工作者的學院，它成立以來，對設計、燈光等的舞台元素，都看只作為製作內的其中一些技術部門，那我們將如何思考舞台作品作為一個整體？又如何打開在文本和製作以外的可能性？
何應豐說今天兩位嘉賓都在設計上有很多不同的嘗試，他希望他們的經驗能夠引起大家多方面的思考。特別是當年是他學生的曾文通，何應豐笑言他是一個經常欠交功課的學生，然而卻一直保持其心性，走出屬於自己的設計之路；他希望曾文通能夠與大家分享在本地教育制度下，他是如何看藝術和自我修養的發展？於是，曾文通便先談自己為什麼會選擇舞台設計作為志業。原來希望唸表演的他，當時沒有被取錄，卻反而進了設計學院；不過他卻發現現在當中找到很多表演的可能性，是全方位地去了解舞台。
曾文通坦言有個心願，是希望在任何一個舞台崗位，都以專業的身份參與一次，他說這「對我如何理解設計是大有幫助」。他說目前在演藝學院教書，遇到的學生都很安守本份，他笑言「很想他們不交功課」的背後，其實是更希望打破學生對設計的固有想法與程式，「希望他們更相信自己的直覺」。曾文通在這種方向的教學下，發覺學生們找到很多驚喜，他們在原來的教育制度下實在有太多框架。他雖然覺得畫設計圖是有需要的，但亦不認為非此不行，因為有時其實導演亦缺乏這方面的美學訓練，單靠畫圖，彼此的溝通可能會不大成功。曾文通舉例說，可能嘗試用其他方式切入──如用身體──更有助打開溝通的不同空間。
曾文通分享在台灣創作的經驗。他曾在台灣與一個木偶劇團做工作坊，作為設計師，他是由創作的初期階段便開始加入，導演再由工作坊當中抽煉元素成為演出。這種合作方式在香港並不容易碰上，但他與台灣團隊合作，卻往往都是在這方式下進行。曾文通坦言，台灣的創作人很歡迎設計師提供意見，「這是很令人感到興奮的」；但在香港的製作，設計師則多是擔當支援的技術性角色。
跳舞出身並在演藝學院任教的張國永，覺得這問題是很複雜的，很難歸究於是某一個環節（如教育）的問題。他坦言，香港現在的演出數量非常多，藝團要生存有很多不同的考慮，如票房、場地等的因素都會介入，而更多的是成本效益的考慮，當中必然是有關效率的。張國永覺得這想法其實是很錯的，不過卻「的確是目前吊詭的情況」。他回應是，當設計師有這麼多演出要處理，很多人未必會願意投入時間去為一個演出進行工作坊，因為那些時間「我可能已經能夠做三個作品了」。
張國永承認，隨著演藝的訓練越來越專業，同時亦多了很多量度的尺，而這量化的尺是很清楚和準確的。相對來說，當欠缺在質方面（舞台美學）的思考與訓練，像曾文通所提及的創作的有機性，可產生的機會便很少，亦多了成本因素的介入，少了實驗的空間。他坦言「這是香港目前的缺失」。不過，張國永覺得，現在的學生是需要一些時間離開原來的框架；而當進入這行業後，不要太快便認為自己是「設計師」，多透過不同的創作空間去找自己，會有更多可能性。
接觸很多年輕人的曾文通，亦同意張的看法。他是相當鼓勵學生，不理成本和他人看法，去實踐自己所想做的；他近來看到很多有潛質的年輕人，「希望多鼓勵他們」，令他們不那麼容易洩氣。張國永亦認同，在香港這消費主義形態下發展的劇場，是很少可以如台灣一樣；年輕人會洩氣，是因為在經濟和時間上不斷「蝕本」，在長期下去是很會令人卻步的。何應豐則回應，當年都是自己掏腰包做演出的，因為自己想做；但不少人如果有經濟上的負擔，則是很難長期維持下去的。他覺得，學生們在「很豪華的環境下受訓」，但出來面對的現實則是資源不足。
曾文通卻分享，「從沒有開始」其實有很多可能性。他坦言，有時製作的預算少，「反而會覺得更興奮，就看可以做到什麼」。他說曾在台灣的一個小劇場，做過一個只有二千元預算的演出；那次他用了很多白紙去做舞台設計，很簡約而且成本低，但觀眾卻覺得很有驚喜。曾文通自言，他亦參與過一個涉及二億元預算的製作，但人們會因此而抱有過多的期望。他反而覺得，現在的製作「是太有預算了」， 當「沒有」的時候，想像力和可能性才有機會被發揮出來。何應豐亦認同，要學習「在限制中找到無限」。
張國永亦與大家分享最近在台灣的經驗。他亦同意，台灣劇場工作者對設計師的位置與看法是很尊重的；此外，還有一件事令他甚有感觸，他曾被一位台灣導演問及，為何香港一些重要創作項目，並不是找真的從事這方面的專業人才去做？他亦承認這是很奇怪的現象，覺得香港的設計師，並沒有受到應有的認同。張國永進一步以和何應豐合作的演出為例，分享設計師當如何以演出的整體為大前提，「而非只看自己的方便」，因要顧及的，是演出的整體脈絡。
何應豐說，現在多了很多本土設計師，競爭大，如何走出自己的天地？曾文通亦承認，在九七年前後，因為有很多新的藝團成立，而多了很多嘗試的機會，當時設計師有機會與藝團一同成長，彼此支援；相對現在則很不同，發展成熟的藝團都失去了實驗的空間和勇氣。不過曾文通亦非完全悲觀的，相對於外國的情況，他說香港設計師能參與製作的機會，其實是相當多的；他當年亦在不同的劇場崗位游走過，「累積了很多經驗，對我來說很有幫助」。他鼓勵年輕朋友多作嘗試，是會找到自己對表演藝術的感覺。
台灣的藝文生態看來比香港理想，但曾文通回應，其實台灣亦有其問題。他舉了「金枝演社」的例子來說明；並坦言要發展到一個完善的制度是很困難，但亦可以嘗試用一些方法去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是要踏出的一步。何應豐覺得，香港的無根狀態，令兩地的藝文界發展呈現了很不同的狀態；他覺得問題在於「我們不說藝術本身，先說的是資源」。何應豐覺得，即使政府給予我們資源，我們亦不應自我審查；兩者的關係是對等的，是互相的需要，多於是「僱主與僱員」的關係。他覺得對於自己所追求的要堅持，今天自己雖亦要「找生活」，但亦必須堅持自己認為值得去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