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六四二十三周年，與二十周年相比，雖然紀念活動並不像以前的那麼多，但近二十多年來，六四作為香港人身份認同的關鍵構成部份（不少香港人的手電號碼甚至密碼都與六四有關，大概已不是甚麼秘密），仍然在回歸十五周年六月四日的晚上，召喚無數香港人回到維多利亞公園的廣場上，點起一星燭火，照亮漫長的黑夜。根據支聯會公佈的數字，今年出席六四晚會的人數逾十八萬人。六四晚會人數上升，除了跟香港近年民主發展倒退、中央干擾香港政局愈來愈明顯有關外，大概也是因為年青人愈來愈關心社會時事，而2010年成立的劇團「六四舞台」正是六四二十周年的產物，作品包括首作《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2010年）以及近作《讓黃雀飛》。
野心太大
跟《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相似，《讓黃雀飛》非常強調當年八九六四事件，與當下香港社會狀態的關聯與對話關係；而在《讓黃雀飛》中，給創作人拿來跟當年六四學生運動對比的，正是2009年末至2010年初的反高鐵運動以及其後的一連串運動（例如五區公投等）。事實上，《讓黃雀飛》的上半場便相當刻意地，將六四學運與反高鐵運動的故事互相交叉穿插。不過，看《讓黃雀飛》時，我有時會感到是在同時觀看兩齣戲，一齣是關於兩場運動中的民主協商的衝突與張力，一齣是關於六四對當事人所造成的創傷，創作人的野心，不可謂不大。固然，對於親歷六四的民運人士來說，在現實中兩者是二而一的。但把它們同時放在劇場上，卻似乎互相分薄了彼此的力量。
不過，我始終認為兩場運動中集體協商的困難和選擇，才是最關鍵的部份，也是《讓黃雀飛》本身所要探究的民主理念的最佳展現場所。事實上，當我們翻閱朱曉陽與陳佩華所合著的六四現場見證與反思《象徵與暗流》，我們會驚訝於當時運動中群眾的雜多與異質性。試想想，要在一個這樣人流複雜的力場中，進行集體民主協商，並在關鍵時刻作出生死攸關的決定（例如撤離還不撤離天安門廣場），是多麼的驚心動魄，且充滿戲劇性。當然，要在舞台上呈現如此複雜的情境，並非易事。所以，不難理解為甚麼創作人最後會選擇以兩對在不同時空的情侶的衝擊，來作為演出的主體，而跳過了兩場運動中最艱難也最驚心動魄的時刻。然而，無論是家傑與翠思這對2010香港社運情侶，還是廿三年前項明與曉情這對學運情侶，他們之間的價值衝突最後都被化約是否堅持下去或「成熟vs.幼嫩」的個人選擇問題，戲是易懂了，卻變得單薄。
直面歷史創傷？
相對於上半場，雖然《讓黃雀飛》的下半場仍安排了將兩場運動交叉並置，但兩者之間的對話關係，顯然較上半場為弱。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下半場的主體是當年迎救內地民運學生的「黃雀行動」，而創作人亦把焦點集中在六四屠城對學運領袖項明造成的創傷上。
然而，奇就奇在，現在《讓黃雀飛》把創傷在項明身上造成的一切前後價值不一致，歸結為「在民主社會中，我們應該包容不同的價值觀……所以我還是同一個項明」，反而突顯了《讓黃雀飛》原本的雙頭馬車困局。很吊詭地，在最關鍵的時刻，創作人在巨大的歷史創傷面前，變得無語了。
不錯，正如歷史所有重大的集體創傷，六四所造成的傷口，我們早晚需要正面面對。無疑，《讓黃雀飛》的創作人有直面歷史的真心與誠意，但今次的野心可能大了一點，可惜可惜。
（原載於2012年9月《藝訊》）
本網站內一切內容之版權均屬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及原作者所有，未經本會及/或原作者書面同意，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