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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龍記》裡提到一個「應該是很重要的」藝術論題：創作者與評論者的關係究竟是什麼？但若以「戰爭」作比喻，乍看起來有點過火了——起碼在香港不是這樣，絕大部分的爭拗都是茶杯裡的風波，火氣下了，話題一過，大家又回到自己的崗位上。因此編劇黃詠詩把劇中男演員Harold和女劇評人Mia的爭拗上升至法律層面，完全是一種戲劇化的部署，目的似乎是要將這個「應該是很重要的」藝術論題，放上光線充足的枱面上，供人觀看評價。
但她沒有充當法官，極其盡她隻是暫且拋開創作者的位置，以一雙律師之眼梳理控辯雙方的立場，而避免去審判他們。不難想像，劇中男演員Harold和女劇評人Mia在法庭之上互相對質，既是這種戲劇化部署下最順理成章的高潮一幕，也是編劇的律師之眼闡釋其藝術意見的理想地方。可惜黃詠詩跟這些通通都失諸交臂，她選擇編出一個很平淡而帶點小幽默的小品，就好像她表現較好的前作《香港式離婚》一樣。對於Harold和Mia之間的爭拗如何不斷升級、社會輿論跟那些投資者和藝術委員會對事件的反應、以至兩人過去的感情關係如徹底扭轉事情發展等等，在劇中都隻是輕輕帶過，或突然跳過便算，令全劇的張力一直無法累積，始終維持在一個軟綿綿的鬆弛狀態。於是全劇的最後高潮居然發生在庭外，而不是在法庭之上，也就變得可以理解了。
隻是，可以理解並不代表那是最佳選擇。在過火的戰爭比喻跟過於平淡的情節推展之間無法調和之際，我們隻得期望那場唯一的高潮戲：最後的談判，或曰庭外和解，可以看到一點編劇精心部署的劇力。在某個標準下，觀眾相信不會失望，導演李鎮洲清簡地佈置好這場的調度和氣氛，而不失劇情所必須的對抗性；四位演員安份地把角色演得乾乾淨淨，能量控制收放也尚算恰如其分。可是，正是因為此劇的創作起點源於一個藝術論題，在先天上已無法隻用通俗劇的路子去評價，我們大可以模仿劇中Mia的說法：觀眾想聽聽編劇在說什麼。
在這一場庭外和解的大戲裡，我們很清楚聽到編劇的三把聲音：男演員Harold的商業劇場論、女劇評人Mia的劇場崇高論、還有律師David突然插嘴的觀眾角度。問題是，他們的說法不但毫不新鮮，還有點犬儒氣：Harold把票房看成是判斷作品優劣的唯一標準，而絲毫不去觸及任何藝術性的問題；Mia從劇甫開始便大聲疾呼劇場是怎樣崇高怎樣純粹的，卻出奇地從來不具體解釋她對劇場本質的看法，反而不斷指罵Harold的戲如何低俗、是「藝術之恥」，以圖讓自己的說法聽起來更加合理。這若非黃詠詩對「所謂商業劇場」和「所謂劇評人」的天真想像，那就肯定是她故意把角色的觀點寫得那麼極端那麼膚淺，以圖製造壁壘分明的戲劇效果。不過，在整場庭外和解戲裡，Mia始終處於弱勢，不僅理據上不及Harold，在角色設定上也是給Harold的氣勢壓過去。Mia是女性的劇評人，其剛中帶柔的角色設定也十分典型化，再加上她那場沒頭沒腦的絕症和突然當場暈倒，這種種跡象都顯示，編劇黃詠詩立意要塑造一個弱勢的評論者形象。而在這場戰爭之中，對抗雙方最後都因一同輸掉而和解，但這場和解並不是建基於藝術立場上的共識，黃詠詩甚至想出了用「觀後感」這樣的點子來草草收場，一種律師的小聰明，卻恰恰是要求劇評人在藝術觀爭拗上完全妥協。Harold最後也輸了名譽和錢財，卻從未為自己的藝術觀而妥協，他不過是輸在Mia的復仇計劃之上。至此我們終於聽到，即使到了劇終，創作者的立場依然處於優勢。
而律師David的第三種觀點，就更加曖昧了。David不懂劇場，甚至不知道悲劇和荒誕劇為何物，他誠心誠意地覺得Harold的演出好看，不覺得它有什麼問題，還認為Harold和Mia的爭拗很無聊，他甚至跟夥伴Patrick說，這不過是一場官司，不用惡補戲劇史吧？這種觀點，不恰恰就是在劇場娛樂化的過程中，創作者對觀眾的預期想像嗎？商業劇場所需要的，是一群隻要求感官快感的觀眾，他們根本不用思考任何藝術問題，也無需惡補戲劇史才進劇場。當這種立場居然出自這位最後能壓倒Harold和Mia的律師David之口，這無疑就是一錘定音。
如果把《屠龍記》看成是一齣僅隻關於人性的通俗劇，或許編劇、觀眾以至劇評人的包袱都會輕鬆得多。但黃詠詩既稱「屠龍」，而她所寫的又跟她的生存環境如斯貼近，我們也很難再相信，她可以保持著律師之眼的客觀和冷靜。如此一部劇場作品必然是反思性的，而她把這個「應該是很重要的」藝術議題如此高調地拋到枱上，卻讓自己躲到那些陳腐觀點之後，任這場討論不了了之，她到底是心存焦慮還是感覺良好，實在難以看透。至於那群不知底藴的觀眾，他們隻會將《屠龍記》當成是一齣香港藝術節常見的通俗劇，一個半小時過後，他們還得趕歸家趕赴約，而決不帶走一點對劇場藝術的省思。
誰知道這群觀眾究竟有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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