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
曾幾何時，當外地評論人提起澳門的表演藝術時，都自然會提到這裡的「環境劇場」。這裡，我們先不管「環境劇場」的絕對定義，而是廣義地將發生於非常規表演場地的劇場演出都包含進來，然後在「環境劇場」前加上澳門兩個字，合理化了這個稱呼。事實上，現在還有人再有興趣談論「環境劇場」嗎？即使在這個命題下出現了種種子類型，都已經「獨當一面」，如「參與式」、「沉浸式」、「漫遊式」等，「環境劇場」卻似乎早成了過氣的名字。
過氣歸過氣，比起鄰近華語地區的劇場環境，澳門現代劇場發展相對緩慢，且一直被認為是受著內地、香港影響，缺乏自我特色，「環境劇場」的招牌，也曾經成為澳門劇場在「兩岸三地」以外，恍若隱形的歷史中，某種獨特性的顯現，或借作一種相對小眾的身份認同。只是當回望近三十年來的發展軌跡，你才發現這種只有少數劇場人、評論人自覺的認同，其實帶有強烈的「自我標籤」[1]成分，且不外乎一些從外而內的指認與追認。澳門劇場跟澳門人一樣，以一種緩慢、被動的姿態，透過與他者的對照、互動，再混和一堆關於消失的焦慮來建構這種認同。
左：石頭公社《南灣湖的金魚缸之盛世危言》（2009）（攝影︰鄭冬）；
右：壽板舞踏（馬來西亞）《青蛇》（2010）（攝影︰鄭冬）
2013年由澳門劇場文化學會出版的《慢走．澳門：環境劇場二十年》中，收錄了二十七篇從1999至2012年間的相關評論，而其中共十三篇出自外地作者之手（香港八篇、台灣四篇、內地一篇），幾乎佔了劇評總數的一半。另外，由2011至2020年間，澳門文化局及澳門基金會出版了四本《澳門演藝評論選》，當中涉及「環境劇場」的入選文章約五十篇，其中外地作者文章達二十九篇（香港十二篇、台灣十六篇、馬來西亞一篇），佔一半以上。
從《慢走．澳門》到《澳門演藝評論選》，這些劇評文章的數據似乎訴說著外地劇評人特別關注澳門環境劇場的現象，然而它其實更傾向一個關於資源的問題。歷時近十年的四十二篇「環境劇場」劇評，大多來自「澳門城市藝穗節」和「澳門藝術節」的駐節藝評人活動，而正好城市藝穗節就以「全城舞台」為「自我標籤」的劇場節慶，澳門藝術節則在2015至2019年間也因為劇場「參與式」、「沉浸式」的潮流，引進及製作了不少相關類型節目，於是在官方節慶的資源支持下，港、台、內地、新馬等地劇評人、媒體工作者大規模地來澳駐節，便自然留下了大量「環境劇場」劇評。
2013年出版的《慢走．澳門：環境劇場二十年》
以澳門藝穗節為例， 2001年澳門藝穗節首次跟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IATC(HK)）合作駐節藝評活動，暫停數年後，在澳門劇場文化學會的策劃下，澳門藝穗節於2007年再邀請IATC(HK)派員來澳參與駐節藝評計劃，開啟往後十多年來澳、港、台等地的藝評交流活動。當時澳門劇評活動還是一片沉寂的時期，劇評人寥寥可數，劇評文章極為稀缺，故此，那幾年從香港「過大海」來澳門駐節、寫評的劇評人如小西、陳國慧、鄧正健、肥力等算是最早一批書寫澳門環境劇場的作者，很多澳門劇評人、觀眾也不一定看過的小眾環境表演，因著這些作者的文章，留下了珍貴的文字紀錄、城市記憶。
在這批香港劇評人眼中的澳門環境劇場到底長甚麼樣？也許亦是一個有趣的現象。我嘗試從《慢走．澳門：環境劇場二十年》的香港作者文章中，斷章取義、強行搜索一些他們對澳門環境劇場的描述與寄語︰
「事實上，『環境劇場』之所以能夠成為澳門藝穗節的一大特色，並非事出無因。首先，雖然澳門的都市空間在過去十年有不少的轉變，但基本上仍然保留著原本舊城的格局，小街小巷，舊建築林立，這對於需要特別的空間與環境氛圍的『環境劇場』的創作，是比較有利的。
其次，相對於我所熟悉的香港，要在澳門的公共空間演出環境劇場作品，是容易得多了。……相對而言，澳門在安撿與細節上的規管還是比較寬鬆的，不會鬧出像在香港南蓮池園只能循單一方向散步，而不准反方向行走的卡夫卡式黑色笑話。」（小西）[2]
「我只能想像，今天的澳門仍應當是一個相對理想的天然文化藝術區，它渾然天成，沒有任何斧鑿規劃之痕。儘管澳門藝穗中不少粗糙幼嫩之作，『可評論性』實在不高，但演出跟城市空間的緊密關係卻從此演化成澳門藝穗的重要特徵，也在無意間暗合了『城市』之名。至於我的香港呢？我倒不怎麼關心『何謂Fringe』這類不著邊際的討論，畢竟『藝穗』如今只被視為表演場地的名字，幾乎再沒有任何節慶性意涵了，起碼在普通觀眾和創作者的印象中正是如此。我所關心的，不過是劇場評論如何成為城市經驗的一種顯現，但可惜的是，現在香港的劇場評論功夫則長期滯留在演後五分鐘開始的座談會裡，然後在兩個星期後的劇評文章中綻閃一下，便在我們的城市經驗中消失殆盡。於是，劇場演出便這樣給封閉於這類相對抽象的文本抽讀裡，無法在現實的城市經驗中解放出來。」（鄧正健）[3]
「縱然藝穗節官員回應其實這樣的公共演出得來不易，而我又讀到『窮空間』莫兆忠於2007年撰寫的《「環境劇場」到藝術的「公共性」》的文章，提及不少演出遭受『溫和』阻撓，但相比內地、新加玻、台灣及香港在申請之前可能已遭『和諧化』對待，澳門不過是很不容易地，或偶爾受到阻撓，最終仍能正式而公開性地舉辦不少戶外節目，已經令其他華語地區的表演者羨慕。」（肥力）[4]
可以說，澳門環境劇場就像卡爾維諾筆下那些「看不見的城市」，劇評人雖然在寫澳門的環境劇場，事實上總是夾帶著背後那座叫香港的城市；雖然談的是我城劇場或評論環境，事實上，總是關於他城公共空間的記憶、規管與自由。正如小西後來在《慢走．澳門》一書的序言中所言「回頭看來，我懷疑我對於澳門環境劇場作品所置身的社會或人文空間，一直都充滿着童年記憶的投射。雖然，這些舊澳門街的記憶，或許跟同代的澳門人有一程度上的相通，但我懷疑我跟他們在同一個作品中看到的，並不是同一個澳門。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我多年以來對於澳門環境劇場作品的評論，一直都只能抽象地談論其『社會或人文空間』，或構成解讀這些『社會或人文空間』的美學條件。換言之，我無法直接切入這些『社會或人文空間』，談論當下澳門人所熟悉的『日常生活』。」[5]甚至肥力也在多次駐節後提出「從環境劇場轉為城市藝穗」的同時，「我們更需要冷靜地思考及討論自身藝術的價值。城市、歷史、賭場，甚至生活，對藝術創作而言不過是其中一些元素而已。」[6]
香港劇評人小西曾撰寫多篇澳門環境劇場的演出（攝影︰Odi lei）
澳門環境劇場的形貌，在香港劇評人筆下大多是「相對而言」的觀察與反思，在這十年間大規模的書寫與思辯底下，澳門環境劇場從藝穗節的「自我標籤」漸漸變成一種身份認同，亦隱約成為了香港劇評人的某種鄉愁。然而，不管這些劇評文章出現因素為何，在澳門「環境劇場」的評論史上，外地劇評文章，尤其文化脈絡相對類近的香港作者的書寫，肯定佔了非常重要的比例，當澳門本地作者的文章大都以個別演出的評述為主，外地作者的文章卻大多將「環境劇場」、「非常規表演場地」演出作為一種劇場或文化現象去討論，展現了另一種的思辯方式，在一定距離下，從美學、政策、劇場與城市等關係，直接對澳門環境劇場進行相對宏觀的論述。從這些劇評回顧三十年來的演出當下，澳門環境劇場幾乎就等同一連串無法回頭的非職業化創作能量、一連串消失的人文風景。那些「不過是很不容易地」或「偶爾受到阻撓」也總算可以暫借公共空間的話語權，公開對社會議題進行批判與反思的「環境劇場」……難道不也成了今日澳門人的一抹鄉愁嗎？
（以上照片由作者提供）
[1] 肥力：〈從環境劇場轉為城市藝穗——過份強調「城市」的反思〉，《慢走．澳門：環境劇場二十年》，頁104。
[2] 摘自小西：〈當城市變成主題︰論澳門城市藝穗09的幾個環境劇場演出〉，《慢走．澳門：環境劇場二十年》，頁80。
[3] 摘自鄧正健：〈漫遊式評論．‧規管式環境——在看澳門藝穗後，臆想香港劇場〉，《慢走．澳門：環境劇場二十年》，頁84。
[4] 同註1。
[5] 摘自小西：〈環境劇場的「逆反幻象」〉，《慢走．澳門：環境劇場二十年》，頁9。
[6] 摘自肥力：〈從環境劇場轉為城市藝穗—過份強調「城市」的反思〉，《慢走．澳門：環境劇場二十年》，頁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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