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話劇團帶來英國編劇Robert Icke改編Arthur Schnitzler的Professor Bernhardi所寫成的The Doctor，借醫生阻止神職人員為臨終病人做臨終聖事的紛爭，探討「後真相」時代下輿論的力量。從短片[1]中得知Robert Icke意識到現代社會中個人身份不再簡單和二元，而是多元和支離破碎。Robert Icke說：「我們正在面對一個無數身分交雜運行的社會，在不同的時刻，不同的身份視角都似在攻擊其他想要居首的人。」
我們的身分定義了我們的真相。海特．麥當納在《後真相時代》一書提到歷史會塑造我們的身分認同，也會塑造我們的思考方式。「（思考）框架有可能打從一開始就妨礙彼此達成共識。如果雙方在思考同一項複雜議題時，採用完全不同的框架，就不太可能找到共通點。」《醫．道》這部作品，正正呈現身分帶來的權力和思想限制。
《醫．道》無疑是一部由編劇主導的劇目。除了劇情以多場辯論推進，翻閱The Doctor的劇本，在選角乃至中場休息，編劇也提出不少指示，例如演員要與角色身分有只至少一項的不一致。神父要由白人演出，後來才由Murphy的台詞之中，揭露他是黑人；神父和Emily父親要由同一名演員演出，筆者當下反應是，怎麼玩到神父有私生女？到讀劇本時，才知道這是編劇特意開的玩笑，他甚至寫到：「觀眾需時分辨神父和父親亦無妨。」（ “It’s OK if it takes the audience some time to work out which Father he is.” ）Father在英語中同時解作神父和父親，又是編劇玩弄文字的一例。這些精心編排的反轉和錯摸，模糊了角色的身分，揭曉時往往令人驚訝﹐充滿驚喜。
在角色設定上編劇追求模糊，台詞上卻又寫得直白清晰，形成一種反差。「我係（身分）。」是重要的台詞。 Ruth的第一段台詞的最後一句，亦即全劇的最後一句，就是「我係一個醫生。」；在《大激辯》一幕，每位嘉賓向Ruth提問前，同樣表明自己的身分：牧者兼社運人士、醫學倫理學家兼律師兼反墮胎人士、猶太教歷史及文化專家、作家兼社運人士兼後殖民研究者（討論中段補充自己是黑人）、研究人員兼隱性偏見及種族意識敏感度推動者。
編劇要角色直接以台詞宣告角色的身分，規限了角色的關注和思路同時，亦規限了觀眾對角色的想像，確實是個快捷的方法引導觀眾代入角色的視野思考。觀賞時，筆者感覺正在被挑戰——我能否抵擋編劇為角色設定的身分標籤，意識到角色還有其他可能的面向（儘管是如劇情不相關的面向）。想要為角色撕下標籤的念頭一直於腦海浮現，成為了「燒腦」的一部分。
《大激辯》一幕節奏緊湊。五人的提問次序隨意，往往在Ruth仍未充分回應時，就打斷了其話句，使辯論變得無序混亂。翻看劇本，編劇以「/」符號明確畫出台詞被打斷及重疊的位置，早已有精細考慮台詞的節奏。不斷以被問題和假設攻擊Ruth續逐漸激動，堅拒絕被提問者扣上「無神論者」、「支持墮胎者」、「猶太人」、「女人」等標籤。然而，當多名提問者以眾多身分的視角攻擊Ruth時，Ruth單以「醫生」名義為自己抗辯，力度微弱。而當「醫生」這個身分，也被指為以「精英」身分得到特權，Ruth的行為和專業也把被徹底否定。
空間的佈局亦加強了力量懸殊的感覺。提問者被安排一行五人排開，面向Ruth及觀眾而坐。Ruth獨自面對五人，坐在台面的邊緣，有被孤立、岌岌可危的效果。當Ruth及嘉賓的面容特寫被即時投影在由白底灰框的長方形組成的兩塊佈景板之上時，被放大的提問者的面容令壓迫感倍增。投影的運用同時也突出媒體的存在，這場辯論的影響力擴展自廣大的觀眾。Ruth不單要面對「能見」的提問者，還有坐在觀眾席，通過媒體傳播觀看著辯論中「不可見」的我們，令作品的張力更大。
吸引筆者注意的，還有中場休息時Ruth在台面的獨腳戲。她獨自在台上，站在一旁低頭看手機。隨後，在微弱白色燈光下，她背對觀眾坐在台中的椅子，沈默地坐了數分鐘。這並不算戲劇正式的一部分，場內觀眾自由進出更突顯現實的存在。這段界介乎於現實與劇場之間的段落，把戲劇拉近至觀眾所處於的現實，有模糊劇場與真實的效果。Ruth的無言靜坐流露一種無奈，靜默的空間與氛圍，似在邀請觀眾與Ruth一同沉澱舞台上發生的一切。筆者後來發現編劇在劇本﹐已要求Ruth在中場休息時要一直留在台面，到開場時要拿著手機。在話劇團的版本，Ruth雖未有一直留在台上，但亦很大程度上依從編劇的設定。
《醫．道》的劇本設定精細，有台詞、角色設定、乃至中場休息時角色的行為，也有相當明確的指示。作品的設定起了模糊了角色的身分、戲劇與真實的效果，呈現一個無數身分交雜運行的「後真相」社會。香港話劇團為香港觀眾帶來這部具啟發性的翻譯劇，認識Robert Icke的作品，確實是難得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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