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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月
講故事是人了解自身與世界不可或缺的需要，是人區別於非人的文化特徵。從神話、史詩、傳奇、民間故事……到後現代的虛擬實境，無人知曉人類究竟講了多長時間的故事。我們所知道的是，人類肯定還會將故事無窮無盡地講下去。有人斷言，後現代是意識形態的終結，也是故事的終結。這是瞎三話四的淺語，不足為信。後現代確實產生不少後敘事或反敘事的作品，然而一如法國符號學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出版他的名著《作者之死》時仍要署上作者的名字一樣，後敘事與反敘事，仍然是一種敘事。
講故事便是重述故事。只有那些經得起不斷重述（再闡釋）的故事，才有可能成為經典。故事的主要價值，不依賴所述說的原始情節，而取決於它跨越時空的能力，取決於它在今天聽眾（觀眾）心中的迴響。
十年前，我為「藝評筆陣」寫過〈眷村的故事〉和〈1941的寓言〉兩篇短文。前者簡述「表演工作坊」的《寶島一村》在香港演出時觀眾平淡的反應，與該劇在台北、北京、上海演出的熱絡氣氛，形成鮮明對照。後者評說「演戲家族」三度演出的《遇見1941的女孩》，心有戚戚的香港觀眾對這齣平直俗白、漏洞百出的作品，那有增無減的熱情。我無意比較兩台演出藝術造就的高下優劣，更無意涉及意識形態與價值判斷差異所產生的不同意義。而是從觀眾接受的角度，論說敘事與特定時代、特定人群的密切關係，以及故事重述的內在機制。
眷村是特定歷史、文化的產物。上一世紀四、五十年代，國民黨退守台灣時，在駐軍防區附近，因陋就簡地為隨軍家眷搭建了數百個臨時的聚居點。不料，這一「臨時」就臨時了幾十年。山河破碎，同胞分離的傷痛，深深地埋藏在第一代眷村人的心中。十幾、二十年後，在眷村出生、長大的年輕人，也從父母輩心心念念的訴說中，模模糊糊地想像著隔海的故鄉、祖塋的所在。眷村，蘊育著萬千家庭悲歡離合的無數故事，扯動著海峽兩岸數百萬人牽腸掛肚的思念。因此，《寶島一村》中那些帶淚的喜劇片斷與難以抹平的悲情，不經意地撥動歷經百年離亂的兩岸觀眾的心弦，它所受到的歡迎就不難理解了。
任何演出，無論是講述一則人皆熟悉的歷史故事，還是一個新編的寓言，都無可避免地要去處理一些與當代觀眾難以分割的獨特經驗。正是這些與人的生存處境密切相關的社群經驗，賦予戲劇演出、尤其是重演的現實意義。如今，山河不殊，風景已異。步入台灣劇場的，主要是一代所謂「自然獨」的青少年觀眾。設若《寶島一村》不加改動（重新闡釋）再度搬上台灣舞台，情況定然不同。
《遇上1941的女孩》講述一個剛踏出校門的年輕學子，在人生重要的轉折關頭，志向、前途、職業、價值判斷……處處與掌控一切的父親發生衝突。困頓、茫然中，他目眩神迷地沉入飄渺的夢境。夢境中他穿越時空，闖進淪陷時期的香港，在妓院裡幸遇一位同是淪落人的窮苦女孩阿彩。主人公不由自已地在現實與夢境的不同時空中穿梭，借助對歷史碎片的凌亂記憶與對未來的熱切期盼，掙脫現實的羈絆，思索社群的處境與個人作為的可能性。
《遇上1941的女孩》（攝影：張志偉，照片來源：演戲家族）
劇中最為重要的，不是相愛不渝的男女主人公，不是一眾呼古喚今的各路豪傑，而是人格化的「1941（年）」。在這裡，1941，不是時間序列的一個節點，不是抽象的年月記號，而是一個似乎真實可感又難以言說的舞台意象。百多年來，香港從一個小小漁村，歷經戰亂、異族統治和多代人的奮鬥，演變成一個被譽為東方之珠的現代商業大都市。然而在其繁花似錦的內裡，承接著無數急景凋年的惶恐與隱痛，伴隨著多少起起落落的歷史性嬗變。在老一輩人心中，1941（年）既是近代香港最黑暗、最慘烈的年份，也是港人抗擊侵略者、壓迫者，奮發自強的光榮歲月。遇上1941，便是與香港歷史上最黑暗、最慘烈的一幕相遇，呼喚港人逆取順守、處變不驚的強烈自信。
重述總是在尋找新的意義。過往如煙如塵，任何回顧都無法使人回到過去。無人能完全恢復歷史的原貌。借助幻想、想像重構歷史，從來都是一種包含意識形態與價值判斷的有限選擇。所謂與歷史相遇，所謂與經典對話，都是一種今日的行為，一種對闡釋的再闡釋。
或許眷村的歷史另有真相，但大多數觀眾之所以相信《寶島一村》略去空間逼仄、物資緊缺時，不可避免的齟齬、爭拗與虧恩負義的傖俗愚行，而用一則則敦親睦鄰、守望相助的溫馨故事，修補人與世界的關係，是因為這不僅僅是一種心靈療傷，一種情感補償，也是一種對生存意義的執著追求。
《遇見1941的女孩》的企圖心更大。編導者試圖回答的是：港人如何邁出歷史轉折關頭這類重大問題。劇中，妓女阿彩冰清玉潔，出污泥而不染，成為一個人見人愛、救厄解危的賢者與能人。阿彩與其說是一個具體可感的人物形象，莫若說是一個既明晰又模糊的象徵。其實，「1941」，既可解又不可解。阿彩既是1941，又不完全是1941。約翰．伯格（John Berger）說，故事的意義「絕大部分來自故事的人物和讀者之間共同的渴望」，「講故事人的任務便是瞭解這些渴望，並將它們轉變成自己故事的步伐。」對《遇見1941的女孩》來說，這是一種探尋心靈真實的步伐，一種試圖逃離險境的自救，一種對現實的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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