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情感關係和性取向，依照自然生理構造發展，再經社會文化引導，長期下來形成異性戀為主的強勢模式。與主流不一樣的如同性戀，只能退至邊緣地帶，受到歧視以及汙名化。前幾年臺灣最令人關注的同志議題，是2019年通過婚姻平權法案，保障同性伴侶的權益一事。儘管法律將同志成婚變成事實，但從前一年（2018）全民對於同性婚姻是否合法化，公投未通過的結果來看，社會上的反對意見，尤其來自宗教領域的，始終沒有減少過。當宗教勢力挾其「一夫一妻、一父一母與一生一世」家庭價值觀[1]，作遊說大眾的主要論述時，讓人不禁思考，宗教、家庭都是社會的一部分，而社會面對邊緣者要求平等以待，其反應潛藏何種態度？
臺灣在2019年後關於同志的劇作，有李屏瑤（1984-）創作的現代劇本《可寵》[2]，去年（2023）由娩娩工作室搬演。作品呈現女同志尋找固定伴侶、成家渴望的困難處境，牽涉到家庭和宗教的反對力量，適可作筆者從社會角度思考上述問題的例子。
《可寵》敘述黃雅婷和陳品安為同居多年的情侶，因個性、愛情想法和家庭對同志施加無形壓力等因素，在搬家這天即將分手。搬家現場，除兩人打包物品外，還穿插兩人的大學同學、家人、鄰居和搬家公司人等進進出出，看似混亂失序場面，也是思緒整理、感情復歸於零的過程寫照。
一、 社會角度：集體意識權威
在分析劇作前，筆者擬從社會學觀點，釐清社會定義、其運作條件和對個人的影響。
首先，社會是一種維繫個人的紐帶，使之滿足精神價值和生活條件等基本需求。為實現前述目的，社會各個部分必得相互適應，各在其位，妥善分工，形成固定關係，方能穩定存在。社會要能持續運作、發展，必須依靠某個群體的權威，或說集體構成的道德實體來維持常態平衡。詳細地說，由集體權威確立共同觀念、行為規矩，使個體遵從要求，不任意行事，久而久之成為自身習慣與義務。
若私人欲望超出群體允許的範圍，會破壞規範，造成社會失序。所以，集體意識的小處作用為劃定個人界限，產生一定程度的抑制，大處則是維護秩序與和平[3]。
筆者藉此觀點，分析《可寵》所指集體意識權威和提出的規範為何，此中個體怎樣因應，以及藝術表現問題。
二、 社會制衡：家庭倫理
《可寵》表現家庭內容、挖掘感情深度。因戲中的倫理思想、性取向與異性戀不同，引發人倫變奏曲。異性戀不只是情感、性對象問題，實涉及傳統倫理觀念，有必要在此略述之。
華人文化圈以儒家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朋友」為依歸，設想各組關係的理想境界[4]，並區別身分分際，避免混亂；父子、夫婦、兄弟等組合攸關家庭，傳統上是男性（父、夫、兄）作主導者，進而形成以男性需求、權益去衡量關係的意識。這三種倫理，當男人作父親時，更具主導的權力。父權意識下的家庭人倫，為延續姓氏、繁衍家族，必須確保自身有所出（兒子為佳）且血緣純正，婚姻行為合乎陰陽男女相配，方有實際效果，是以一方面禁止踰越倫常現象發生，另方面則異性戀才符合要求。
此戲演一對分手在即的女同志，這樣的人物身分和感情，自然挑動男性角度的人倫敏感神經，因此劇情次線，即對主線之撥亂反正。
編劇在主角黃雅婷的母親身上，體現堅持正常人倫的意見，且深化她的阻擋立場，即有血緣連結，有了親情資格，說話更具份量。黃母面對女兒向家人出櫃，和女兒租屋處的房東蘇老師口出惡言，做出灑鹽巴、噴茶水等動作，表示對方是髒東西需要「淨化」，再口稱中西神明之名（天父、阿彌陀佛）加強前述清淨功用。
黃媽媽雖是母親，卻有父權意識。其不因同為女性或在外人面前的護女舉動，就偏向女兒性向選擇。從她知曉雅婷交往對象，到丈夫缺席女兒搬家現場，她獨自前來並代為解釋，不難看出是父權思想內化的代言人。這角色一身有雙作用，倚仗「宗教」神力，行衛道之實，護持「家庭」不瀕臨崩解。
父權形態的家庭，嚴明倫理綱常和標榜異性戀，凡是亂倫、同志，均屬於有礙常態的異類。不過《可寵》塑造女同志時，沒有凸顯其特殊，反而接近一般人。程時雍、蔡佾玲分飾黃雅婷和陳品安，都做普通女生打扮，兩人對話重點在回想為何情感從濃轉淡，如同我們會遭遇到的經驗，不再像過去作品著重同志身分認同之尖銳議題。
雅婷和安安的平凡人形象，顯示融入人群的期望，不特立獨行引人注目。縱使如此無害的「異類」，對於男性、父權的倫理意識來說，正因其無特徵，容易被不知覺者接納而反受其影響，在不起眼角落逐漸腐蝕倫常，更令權力者恐懼失序的可能，因此仍得找出來消除殆盡才行。
《可寵》取材於現實生活，同志是少數族群，但將其身分擴大意義的話，可視作人如何面對佔多數以外的非主流，而非主流指思想、行為、國籍、種族等不一樣者。個人或群體對異於己者的態度，能看出人我、社會意識是否多元開放。
個人和社會，之所以約定習俗、要求規則、制定律法與劃分層級，意在方便行事、管理和控制，而一個社會的律令制度越嚴明完善，背後反映是深度依賴和喪失秩序的恐懼，因此集體寬或嚴的管控方式和心理害怕程度成正比。
家庭是小型的社會，本戲所演同志成家的渴望衝擊傳統家庭觀，即便父母至親之於骨肉異端，也無法容納，是以當前的社會思維仍舊狹隘。這無疑是提醒現實中的我們，怎樣避免單一想法的迷思，正視多樣性存在，才是適性發展的環境。
[1] 嘉鴻，〈臺灣選舉2018：公投熱點──同性婚姻和同性教育〉，《BBC News中文》，2018年11月24日（來源：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6315326，檢索日期：2024年2月7日）。
[2] 李屏瑤、周玉軒、邱筱茜、陳立唐等，《阮劇團2019劇本農場劇作選 VII》（臺北：遠景，2021）。
[3] 參考法國艾彌爾．涂爾幹（Emile Durkheim）著、渠東譯，《社會分工論》（北京：三聯書店，2000），頁16-17。
李惠綿，〈從隱藏的秩序論述崑劇〈下山〉〈掃秦〉〉，《戲劇研究》第3期（2009 年1月），頁75-124。
[4] 所謂人倫理想境界，指《孟子．滕文公上》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孟子．滕文公上》，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來源：https://ctext.org/mengzi/teng-wen-gong-i/zh，檢索日期：2024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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