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書是記錄湖南省江永縣一帶方言的文字，流傳至今已有四百年歷史，是全世界唯一只有女性書寫的文字。所謂女書，綿延至今，已不限於女性文字，更拓闊為女性書寫甚至女性文化的一個面向，因其神秘，因其獨特，一直吸引眾多當代藝術家關注。去年十二月中旬，在西九文化區自由空間大盒，香港知名編舞家黎海寧與香港舞蹈團一眾舞者合作，將其十六年前的舞作《女書》再度搬上香港舞台，重又引起編創者及觀者思考女性群體的生活、工作與情感經歷種種，之於當代社會的影響。
筆者未能有幸於十六年前觀看黎海寧為城市當代舞蹈團編創的《女書》首演，在是次演出的演後藝人談部分，編創團隊談及今次與十六年前首演的兩個版本，其實分別並不算大。儘管時隔十數年，香港的社會景狀、受眾的觀看習慣乃至當代舞蹈藝術語彙本身，都發生了不少變化，但重看《女書》，或許會讓我們發覺，當年述及的挑戰和困境，直到今天，仍有待解決。儘管這些年女權運動此起彼伏，兩性平權等議題動輒在網上網下激起熱烈討論，但今時今日的女性在面對家庭、職場、育兒種種，較之於數十年前的女性，仍不會覺得輕鬆，甚至會有壓力日增的困擾。好在，在藝術創作層面，不時有《女書》這樣的作品出現，提醒我們（不論男性抑或女性觀者）思考、反省，尋找解決問題的可能路向。確然，談論女性議題，從來不能僅僅囿於女性內部。
誠如著名編舞家林懷民先生所言，黎海寧並非樂意炫技的那類編舞家，在她的作品中，相較於編排技巧的高超，她更為關注的是結構、音樂與舞蹈的配合以及舞者情緒的表達。十數年前獲得香港舞蹈年獎的《女書》，置於此時此地的舞台，仍未覺有任何「過時」之感；香港舞蹈團年輕一代舞者的加入，將各自不同的生命閱歷與情感經歷帶入作品中，更豐富了舞作的延展力，拉近與當今觀者的距離。而黃碧雲、西西等數位當代女作家的作品文本，亦植入舞作中。文字、音樂與舞蹈互文，或許並非以某種親切易懂的方式，更多是憑藉某種嘗試掙扎或是直面慘淡的力量，以舞台觀照現實，為作品增添厚度與張力。
作品約略分作十四小節，有些是獨舞，有些是男女舞者的雙人舞，還有女舞者群舞及男女舞者群舞等，張弛有度，有開有合，尤其是最末章節，舞台上鋪滿紙張，一眾舞者在編舞的授意下即興演出，或將紙張捲成紙筒扮演女指揮家，或將紙卷視作萬花筒探看虛實。種種巧思，都在發揮舞者（亦同時是女性）的潛能，並提醒觀者女性選擇人生的多樣可能。女書，也因此從數百年區隔性別的意象，發展成為某種社會符號與文化象徵，逐漸走離私密的單一性別小圈子，而以更為開敞的狀態，坦然迎接來自他性別的關注，步入社會這一紛紜萬象的大舞台。
《女書》2023年重演劇照 （攝影：Worldwide Dancer Project，照片由香港舞蹈團提供）
（文章於《舞蹈手札》同步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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