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來真的》是一場包含不同藝術媒介的現場演出。進入這個作品的起點，可以從它的概念和美學形式兩方面入手。
首先，這個作品出現的條件，是長期以來戲劇觀眾對於舞台真實約定俗成的接納。所謂suspension of disbelief──暫時擱置對虛假事物的懷疑，暫時對虛假事物信以為真。創作人以「契約」來形容觀眾接受戲劇的「make believe」──「他們甘心情願地進入這沒有明言的契約與儀式」（摘自場刊）。「信以為真」既是觀賞戲劇的樂趣，也是前設。我們在經驗戲劇藝術的過程中，甚麼時候會相信，甚麼時候會不相信；甚麼時候會在想像中飛馳，甚麼時候固步於眼前的認知………這些藝術經驗中非常細微的、不經意的，甚至無意識的感知運作，在《我們來真的》裡面被再三驗證、辨證。「相信」與「想像」在我們內在是怎樣的一回事呢？創作人對個題目相當好奇，也可說是這個作品概念的起點。
另一方面，這個作品是跨藝術領域的、集體性的創作，匯集了影像、機動裝置、繪畫、故事、聲音、燈光、空間、表演等範疇的創作者。這是主創團隊No Discipline Limited的創作脈絡──一如其名：「冇嚟規矩、唔分範疇」。跨領域，幾乎是先於前述有關「相信」、「想像」的問題意識，而成為了作品的核心，那是他們每次創作的價值取向。在每一次創作，他們都嘗試建立一個非常靈活的構作空間，容納不同媒介的藝術語彚在其中發言。對於不同語彚需要不同時間和空間讓效果和意義浮現，團隊對此予以肯定和信任。一路走來，大部分呈現的處理，自然是一場又一場各種媒介有機地互相回應與對接的結果。而對於敘事結構的整合，《我們來真的》比起No Discipline Limited的一些前作，來得更有自信，更自如地平衡了觀眾靜態而順時的觀賞模式，以及媒介與媒介之間的多層敘事嵌接。
事實上，與其說《我們來真的》有一位導演，不妨也可以將之想像為一位策展人。「導演」在策展一場聯展，她提出了一個共同的主題，藝術家以各自創作演繹與回應。不同於一般聯展的是，這件事的載體並不是非線性時間的、穿透性強的白盒子空間，而是在線性時間軸上以多重焦點組合構成的黑盒子經驗。「策展人」要做的是時間和場面上的調度，「導演」要做的是個別媒介作品的論述與論述之間的橋樑。在主創者黎蘊賢身上，兩者兼而有之──她把兩個身分對調並且合併了。在導演／策展人的驅動下，《我們來真的》從調度至敘事，既是感官性的，也有文本性，更難得的是，作品也產生了論述性的意義。
於是，《我們來真的》所身處的地方，就是界乎於白盒子與黑盒子之間的灰色地帶。也是得益於這種沒有界線沒有盡頭的灰色地帶，才能把構作解放和展開，讓作品連結感官性、文本性和論述性三種層次。
作品以六個場景作為結構，分別是：
「序—儀式」
「假裝」
「表演失敗」
「不能繼續」
「看不見之外」
「醒來，其後」
開場時，表演者向觀眾「坦言」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偽裝，然後在演出中「偽裝／表演」重複失誤（而「失誤」的也包括其他劇場元素）；表演者繼而向觀眾「坦言」演出需要馬上中止，然後在演出中永久消失。可是，演出其實一直繼續，新的內容出現了：一個關於隱形人的文本以場外音形式播放，同時也掀開了與之相關的大型敘事性油畫。而各種機械裝置也在此時同步上場，「物」的存在在回望剛才的「人」的存在。最後，所有意義製造的線索幾乎都變得不可靠，部分觀眾在被「錯誤引導」下閉起雙眼直至完場，在後段「甚麼都沒看見」……。
也許我們只可以用描述的方式去捕捉這個作品的「流程」，內容的「敘事」難以構成一個整體。但我想嘗試將這個流程和內容重新演繹，從中勾勒出一個連貫而統一的主體聲音。這個主體「我」──無論是指何人何事、何種處境或何種內在，「我」似乎在說的是：
我犯了錯誤（但我很準確）；
我不在這裡（我又在這裡）；
我不是普遍所認為的存在（同時我也是你所認知的模樣）。
當演出導讀、事後評論都聚焦在作品「主題」：甚麼是真，甚麼是假／甚麼是劇場……等等形而上的叩問，我更加有興趣追蹤上述所演繹的「我」的內在狀態。這個內在狀態充滿了存在焦慮，通過否定去建立，建立之後又在承受否定。再次，那是誰的內在狀態呢？是不是主創黎蘊賢呢？但觀乎整個創作過程與形式，跨媒介去層級化、橫向扁平的媒介敘事關係，又會引導我們去理解這是一個集體創作，而不是服務於編劇／導演的單一內在。那麼，這個「我」的存在焦慮其實是指向誰／甚麼呢？
這讓我想起學者Shannon Jackson對於藝術家Tino Seghal作品的闡析。她說Tino Seghal深度思考著所謂具備表演性的作品中，其跨媒介的性質（…brings forward intense reflection about the intermedial nature of so-called performative work.）[1]。一方面，他排斥劇場和表演的既有語彚，同時也挑戰視覺藝術的操作結構。Jackson引述另一位評論者Rebecca Schneider所言：Sehgal的作品對於藝術界、評論界、策展界來說，在辯論這些作品的類型框架時，累積出一種「媒介恐慌」（medial panic）。
這種「媒介恐慌」──由於媒介某種不尋常的顯現形態而令人產生不安甚至恐懼，常見於No Discipline策劃與製作的作品之中；它出現於接收者（觀眾）的那一端。事實上，對於創作團隊來說，「媒介恐慌」既是他們想要挑戰的現象，也是他們要製造的結果，再及之，甚至可以說「媒介恐慌」是團隊賴以驅動創作的基本情感。但觀乎上述對於《我們來真的》那個主體聲音的內在存在焦慮，某一種「恐慌」也存在於創造者的這一端，只不過被有意無意的隱藏在更具普遍性的論述議題背後，例如「甚麼是真實」。
如是，《我們來真的》的主體，其實就是「No Discipline」──作為一個創作群體，以及作為一種創作取向。無論在跨媒介創作的路途上面對質疑的時候有多徬徨不安，觀眾對作品又有多「欲迎還拒」，「我」還是想再三通過作品明志，挑戰、宣示藝術的無限可能。他們真是來真的。
[1] Jackson, Shannon (2022). ‘Performativity and its Addressee’, in Back Stages: Essays across Art, Performance, and Public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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