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觀看了滬語舞台劇《繁花》(第一季),拖了一個月才完成劇評,一來是因為它給我帶來的衝擊不小,花了些時日才平復心情(觀劇後的那幾天,我好像一個墜入情網的少女,逢人就說《繁花》的好);二來舞台劇精緻細膩,可圈可點的地方太多,似乎很難在一篇劇評裡講透,猶猶豫豫的就拖了下來。現在終於有了些遠觀的距離,加上反覆的梳理和思考,可以沉下心來和大家好好聊。
舞台劇《繁花》改編自金宇澄的同名長篇小說,小說最初以網絡連載的形式,出現在上海本地的論壇「弄堂網」,2012年發表在著名的文學雜誌《收穫》上,屢獲大獎,甚至有文學評論家稱它為當代小說中的《紅樓夢》,評價極高。《繁花》以「滬語思維」創作,並採用六十年代及九十年代的雙線敘事,故事圍繞著三位青年(小毛、滬生、阿寶)展開,他們身處不同階級和家世背景(工人階級、軍官子弟、資本世家),卻在文革前夕的上海成為摯友,在看似細碎的敘述中,我們看到了人物真實的處境和時代的印記。要是用一句話來概括我的觀後感,那就是《繁花》把大時代揉碎了,在每一個人的傷口上,輕輕灑下一把鹽。
《繁花》(第一季),左起:姝華、滬生、小毛、阿寶(照片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提供)
方言為利器
相信不少香港觀眾,一聽到是滬語演的舞台劇,想都不想就放棄入場,這樣實在太可惜。《繁花》的創作團隊為了此次演出,花了不少心思:特地為香港觀眾製作了繁體字和英文的雙語字幕,既保留了上海話的原汁原味,又清晰表達了對白的內容,翻譯優質,理解無障礙。上海和香港一樣,是移民城市、國際大都會,各地的人來到這兩座城市,就有了各式各樣的「話」。其實在香港,用粵語(白話)演出是常態,因此香港觀眾最能體會用本土語言表演的妙處。《繁花》自2018年在上海首演後,在內地多個城市巡演,總共演出近六十場,滬語演出並沒有阻礙各地觀眾對作品的理解,反而令它大受歡迎。方言可謂是作品的成功密碼。
金宇澄曾說,他並沒有將大量方言用在小說裡,是希望所有接受現代漢語教育的讀者都能讀懂《繁花》,讀懂上海。大家應該知道,上海人的名聲一向不太好:小氣、計較、優越感十足,還愛把非上海人統統稱為「外地人」或者「鄉下人」(此處香港人心有戚戚焉)。有意思的是,舞台劇導演馬俊豐並不是上海人,卻對《繁花》愛不釋手,將它奉為上海市井的百科全書。在香港演後談上,導演更是透露,他初到上海覺得很難融入,有很強的不適感,而細讀《繁花》不僅消除了他對上海人的偏見,也讓自己與這個城市和解。馬導演這番說話,令我感到金作家有幸找到了一位理想讀者。
說《繁花》是全滬語表演,也不完全準確。在語言的選擇上,看得出導演和演員都做過用心研究和設計,連詞匯也是精挑細選,絕不為難觀眾。比如,小毛弄堂裡的銀鳳姐姐,是一個獨守空閨的海員妻子,她全劇都用上海話對白,符合其身份及圈子。而姝華的語言則在上海話和普通話之間切換,她用上海話與朋友談天;引用自己喜愛的現代詩歌和翻譯作品時,便換成了字正腔圓的普通話;插隊落戶後又加了些東北口頭禪。自然的語碼轉換(code switching),把姝華這樣一個六七十年代的文青刻畫得恰到好處。又如,李李是九十年代在上海開飯館的北方女子,她口中時不時蹦出幾句不正宗的上海話,這既展現了她作為老闆娘的社交技巧,又體現了她與上海這座城曖昧不清的關係,就像她跟阿寶曖昧不清的關係一樣。
說到阿寶與李李,不得不提將近尾聲的一場戲。那是兩人在李李家的私密對話,這場戲的處理,有些差強人意。女人對男人傾訴了自己埋藏多年的秘密和傷痛,男人說我對你認真了,兩人感情昇華。在李李大段的普通話獨白中,阿寶幾次試圖安撫情緒激動的她:「弗講了,阿拉弗講了(不說了,我們不說了)。」然而,無論身體上還是語言上,阿寶都顯得尷尬不自在,甚至有點冷漠疏離。我想,若是換成講慣上海話的阿寶,為了愛人說了難得才說的普通話,也許更能安慰到女方,也更符合情到濃時的遷就姿態。
除了人物刻畫,語言也是身份地位、地緣政治的外化:六十年代軍官家庭父母親的一口京腔,管教起孩子來足夠威嚴;九十年代三位太太,分別來自上海、東北和台灣,三人一桌看似閒聊八卦,實則諷刺時局。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上海人,當我聽到「小赤佬」、「扎足」、「吃生活」、「塌台」、「潮潮汎汎」這些熟悉的滬語詞匯時,親切感洶湧而來,隨之是說不出的愉悅。雖然這種愉悅恐怕是香港觀眾無法直接感受到的,但台上說著滬語還是會營造出一種當觀眾是自家人的親切感,用劇中台詞點題:「聽得懂我說話,就不是外人了。」
方言的精準使用是本劇的利器:很多的深意,在不同人物的方言切換中、或是同一人物的語碼轉換中,觀眾早已一目瞭然,心領神會。
《繁花》(第一季),李李(左)與阿寶(照片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提供)
收斂與留白:「不響」的藝術
前面提到過「滬語思維」,那甚麼是「滬語思維」呢?《繁花》468頁的原著中出現過1300多個「不響」,可謂滬語思維的一種體現。「不響」在上海話裡,就是不說話的意思,有點類似於粵語裡的「唔出聲」。妙的是,簡單「不響」兩字的背後往往藏著很多意思:是認同也是不認同;是表態也是不表態;是願意也是不願意;是開心也是不開心;是尊重你也是鄙視你。「不響」還可以是不回應、不作為,甚至有點在沉默中反抗的意味。「不響」不僅是一種語言形式(沉默),更是上海人的行為模式[1](收斂)。
「不響」在舞台劇中如何處理,也是考驗主創人員的地方。三位男主人公裡,把「不響」發揮到極致的,應該是阿寶:這在他面對李李的追求時尤為明顯,演員孫之鴻把阿寶的「不響」演得很有層次,欲言又止,欲情故縱,有一種上海男人獨特的魅力,油而不膩,剛剛好。習武的小毛則將他的「不響」化成行動:面對銀鳳的勾引,他無力招架,索性順勢而為;面對著父母之命,他無力反抗,索性跟銀鳳、滬生、阿寶斷交,告別舊生活。演員杜光禕完成了小毛從少年時期到青年時期的跨度,連貫而沒有突兀感。
對蓓蒂這一人物的處理,我也很喜歡。原著中蓓蒂是真實出現的,在舞台劇中她虛化了,僅僅留存在一眾主角的回憶裡,是一個「不響」的人物。而恰恰是這樣,蓓蒂才成為了全劇最深刻的留白:那個會彈鋼琴的鄰家女孩,是阿寶心中難以磨滅的痛;那個在特殊年代失蹤的女孩,也是所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的痛。當知青姝華把蓓蒂幻化成金魚,大聲喊出:「姐姐不要做魚,姐姐要做人」時,台下早已泣不成聲。
此外,行雲流水般的轉場,故意不給觀眾停留在同一種情緒中太久:人們剛剛還在為瘋癲的姝華流淚,畫風一轉就是九十年代三個八婆在聊天;剛剛還被李李在澳門的經歷所震驚,一下子又到了七十年代的郵政列車上——幾個青年人在那兒插科打諢。笑中有淚,悲中有喜。
的確,《繁花》在控制觀眾情緒上是很有一套的,並在表演的力度上做到了難得的克制。一位香港資深藝評人告訴我,有時會很怕看國內話劇團的演出,感覺演員的普通話功力好到像台詞機器,對他們有敬畏之情,同時也產生一種說不出的距離感。《繁花》的表演是細膩和收斂的(汪小姐因角色需要除外),演員情緒飽滿但不溢出來,台詞好但不用力過猛,很真實很有煙火氣。這種克制也是「不響」精神的體現。
多媒體與舞台裝置
《繁花》講的雖然是過去的事情,但說故事的方式是很現代的:多媒體的裝置、影像與表演的結合,把上海的街景、標誌性建築,室內室外的環境都很好的呈現出來。六十年代的上海是內向的,多場戲都發生在「屋裡」、弄堂裡:小毛的家、滬生的家、蓓蒂的家、侷促的弄堂造就了鄰里間的近。九十年代的上海是外向的:咖啡店、飯店、私人宅邸、辦公室,可謂聲色犬馬,物慾橫流:「各行各業都是裝的,不正常的事也正常了。」一切皆生意,人與人之間遠了。
所有舞台裝置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台中央那個碩大的單向圓形轉盤:它是六十年代好朋友們一起逛的馬路,是九十年代江南私宅裡的鴻門宴,是李李的睡房,也是演員們一一謝幕的舞台。場刊的第一頁寫道:「時代仿如單向大圓盤,每個人都被夾裹著往前走」,可見這是貫穿全劇的重要意象。轉盤動起來的時候,總是順時針轉,有意思的是,姝華、小毛和滬生年輕時一起在轉盤上逆時針走。只不過,最終他們沒人可以抵得過時間的流逝和時代的走向。
雅俗共賞:文學性與美感
《繁花》的美在於它立足於市井,立意於詩歌,以最實的俗事帶出最虛的哲學,在虛實間自由地來回。美學大師蔣勳是這樣定義美的:「美是無目的的快樂,有意義的創造。」無論是弄堂裡的閒話,還是留聲機裡的靡靡之音,是郵政火車上偷看他人信件的年輕人,還是讀著姝華來信的滬生,都是在看似無目的的快樂中追尋著有意義的創造。
說一場特別為香港觀眾加的戲,就是開場不久後小毛娘被銀鳳偷偷叫去家裡,為奶水過多而訴苦,並提議讓小毛來吃,緩解漲奶。小毛娘為難,但答應考慮,臨走前說:「做女人真難:奶水足麼漲死,奶水少麼急死」,從初為人母躲不過的身體現實,引申到了女人面臨的困境:生活永遠都不完美、供需永遠都不平衡。再有一場就是阿寶的生意伙伴汪小姐假離婚後在常熟尋樂子,一桌子賓客面前她被灌醉,被徐總送到樓上休息。台上熄了燈之後,就是兩位評彈表演家在昏暗的舞台高處唱起軟糯優雅的蘇州評彈,由漢樂府的《江南》[2]起,《貂蟬拜月》的「萬喧沉寂景凄涼」終。彈詞把汪小姐和徐總的一夜情隱去了又交代了,既表現了歡愉又凸顯了歡愉後的空虛和悲涼。
《繁花》(第一季),左起:汪小姐、蘇安、徐總(照片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提供)
除了古典詩詞,《繁花》也引用了大量的現代詩歌:中國現代詩人穆旦、愛爾蘭詩人葉芝的作品在劇中展現出人物不同的生命階段。六十年代的敘事中,這些詩性的表達,都是由姝華來完成的,而她作為知識分子的悲慘命運,也是最讓人唏噓的。《繁花》(第一季)就戛然而止在姝華寫給滬生的信:「年紀愈長,愈覺得孤獨,是正常的,獨立出生,獨立去死……人生是一次荒涼的旅行。」這是那個年代知識分子的終極思考,也是《繁花》在世俗中尋覓的大道。
結語
金宇澄談小說創作,喜引用名句:「愛以閒談而消永晝」,他認為講故事無非就是閒談,給讀者消遣與感動。我相信《繁花》對香港觀眾來說,不會因為語言的障礙而少缺了共鳴,因為它講的,絕不只是一個上海的故事,而是我們每個人都在經歷的人生無常。
最後,想跟香港主辦方(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提一個小意見,若在宣傳形式上做一些改變,或許能讓香港觀眾與《繁花》更好地連接。第一季的宣傳單張和場刊封面上印著幾十年前上海的糧票車票肥皂票,地標國泰電影院、曹楊新村、老式剃頭店等等,對於香港觀眾來說有點陌生。既然第二季會有與香港有關的劇情,也許可以借此機會修改一下宣傳單張,加入一些上海香港的共通元素,如路名、地標和器物,勾起一些集體回憶,效果或許更好。
《繁花》的電視劇(英文譯作Blossoms Shanghai)將是王家衛導演的首部電視劇作品,期待香港觀眾因王導而對舞台劇產生更多的好奇,也期待《繁花》第二季在香港如約盛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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