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這場音樂會原本應該在2020年舉辦，但因疫情緣故推遲三載。節目開演前的晚餐，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閻惠昌先生問我：「為何一位台灣的學者會想要研究大陸的作曲家？」緊接著又問：「為何一位台中的學者會想要研究上海的作曲家？」我思考片刻，說了一句略帶客套，但又感到很合適的答案：「朱踐耳不只是上海、中國大陸的作曲家，他應該是世界的作曲家。」
我不能確定從甚麼時候開始聆聽到朱踐耳的作品，但在認識中國近、現、當代音樂發展歷程，以及從香港拿索斯、雨果發行的諸多唱片中，總會時不時接觸到他的音樂。對年輕時的我而言，朱踐耳是音樂史書中遙不可及的「大神」「名人」。2015年時，我在復旦大學交流，先是在東方藝術中心觀看趙季平《和平頌》音樂會時，意外發現朱老恰好坐在我的後方，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大神」本人；數月後，又在上海音樂學院舉辦的紅歌音樂會中，見到朱老仍是穿著低調的淺灰色西服出席，只因為節目中演唱了《唱支山歌給黨聽》。我那時就在想，這麼一位瘦小、內向、靦靦的老人，怎麼能在諸多管弦交響音樂作品中，發揮出強大的氣場、威力，直擊人心？
2016年，我應上海《橄欖古典音樂》雜誌邀稿，以中國著名作曲家為主題，撰寫了一篇文章，而我選擇的人物正是朱踐耳。當時的考慮其實很簡單：一是朱老生平材料豐富、足以支撐文章結構；二是朱老作品形態多變，而且收放自如，尺度把握合宜，不像有些作者作品流於俗套一味讚頌，或有些只顧展示煽情戾氣。文章發表不久後，上海愛樂樂團節目部主任來信，稱指揮家陳燮陽先生想聯繫我，幾經交流，才得知朱老閱讀了拙文，通過陳指揮轉告謝意。再後來，上海音樂學院的金橋教授赴台訪問，朱老委託金教授向我贈書，書上還綁了紅綢緞，十分隆重，並附上一封信寫道：「感謝你對我的創作的關心！我現已94歲，到了暮年，不能再在創作上改進創新了。您的意見，對我總是安慰，批評也是對我的關心，我很感謝。」我更訝異，一位著名的音樂界長者，是那麼的謙卑、溫良、柔和，一丁點兒架子也沒有，這難道就是傳說中的「宗師風範」！
我曾於2016年8月及2017年5月，兩度拜訪朱老，他那時身體狀況已不好，話不多，經常是夫人舒群女士代言，偶爾說到關鍵處，朱老才補充幾句，並搭配著輕巧善良的笑聲。可惜在最後一次拜訪後沒多久，朱老便離開人世。在此之前，他曾對我表示，對2005年台灣省立交響樂團委約的交響詩《山魂》不夠完美而感到遺憾……
2018年中，我撰寫完博士論文後，有一段空閒時間，突發奇想：不知朱踐耳的《節日序曲》若改編成國樂（中樂）版本，該會是如何樣貌？為甚麼還沒有人嘗試呢？於是經我大膽「搗鼓」後，幾經修改，國樂版《節日序曲》終得在2019年元月由黃光佑指揮中華國樂團，假台北國家音樂廳首度演出。當晚，我將錄音發給陳燮陽先生，隨後得到了他的回覆：「太不可思議了！請給我總譜，我會指揮。」十分榮幸，香港中樂團《黔嶺素描》音樂會，將這個移植國樂版的《節日序曲》納入其中。而也因為疫情推遲的緣故，近年經彭家鵬指揮蘇州民族管弦樂團的數次演出實踐，令國樂版《節日序曲》得以修改完善，在香港隆重上演。
除《節日序曲》以外，音樂會還演奏了由董曉露獨奏大提琴的《搖籃曲》（陳燮陽移植，選自《南海漁歌》第一組曲第三樂章）、由胡晨韻獨奏的嗩吶協奏曲《天樂》（陳燮陽移植），以及朱踐耳親自配器的《悲調》（選自《南海漁歌》第二組曲第四樂章）、《黔嶺素描》等。這場音樂會的曲目設計，可說是偉大的創舉──即以全場國樂形式曲目，紀念一位以西樂作品為主的重要作曲家，這充份表現出朱踐耳的創作並不拘泥於形式，重點在於音樂內容本身。以不同形式表現，既有不同風味，也同樣展示出了朱老的風采菁華。
我在音樂前四天到港，觀看了樂團三場排練、綵排走台以及演出現場。雖然對香港中樂團並不陌生，以往也觀看過該團許多節目，但這次赴樂團深入探訪交流，還是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數年未見，今時的香港中樂團似乎更佳年輕化，雖然對一些傳統元素的詮釋表達需要更多的調校，但表現出來的音樂似乎更加明亮一些，並不失過往的穩重風格。樂師們無論是排練或演出，精神面貌都保持在相當理想的狀態，而且對細節處理不懈追求，讓我學習到一組訓練有素、技藝超群，又富含敬業精神的團隊，該是怎麼運作。
從音樂效果的處理來看，陳燮陽似乎傾向於西化和諧的表達，例如在《節日序曲》中的主題段落，仍是選擇革胡（原大提琴）合奏，去除掉我本欲使音色飽滿而設計的中音笙聲部。在《天樂》與《黔嶺素描》第二樂章〈吹直簫老人〉中，某些特殊獨奏樂器（如管子及塤）加上了新笛，意圖讓音色更加柔和。但有時陳指揮也會重視中國傳統的音色，例如《悲調》中的管鐘段落，排練時感到過於「洋化」，於是要求打擊樂師加上傳統大罄合奏。
樂團首席董曉露演奏的《搖籃曲》，旋律表達很柔美，聽得舒適，只可惜在文化中心音樂廳的聲場效果下，顯得有些悶。事實上，整個低音聲部在音樂廳表現不如在排練廳有力量。甚至有些打擊聲部，即便已經奮力敲奏，仍沒辦法讓人感受到「掀翻」的快感。與之相對，胡晨韻獨奏的《天樂》，顯得張揚許多，充滿強烈自信與戲劇效果，能緊緊勾住聆賞者的思緒。《天樂》有一段「緊拉慢唱」式模仿戲曲的段落，遞進到澎湃激昂、亂中有序的合奏音響，真的使我有種「升天」的錯覺。
與大陸許多樂團近年追求「高快硬響」不同，在陳燮陽執棒的本場演出，樂團演奏出的音樂，整體是讓人感到適意、恬逸。以《節日序曲》為例，早年陳燮陽指揮的版本也略快，但在2018年5月陳燮陽指揮俄羅斯國家交響樂團、假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舉行的《感恩母校》音樂會上，陳燮陽嘗試以較為舒緩的速度詮釋《節日序曲》，結果出奇的好。（音樂會實況錄音已由雨果公司出版。）而在此次香港中樂團的演出中，陳燮陽依然使用了同樣的表現手法，這也是國樂版本《節日序曲》首次以較為內斂的方式呈現，我認為相當理想，也符合朱老留在我心中的形象。而在《黔嶺素描》第四樂章〈節日〉中，陳燮陽甚至改變了樂譜上要求的極快速度，同樣採取沉穩的方式表達，讓人聽到了更多細節，別有一番風味。在排練的過程中，我也特意問了陳燮陽指揮如此舉措緣由，記得他回答的原話是：「不要搞得死快死快的，沒意思！」
從結果來看，以國樂形式呈現朱踐耳作品，完全不比西樂版本弱勢，甚至有些地方還更為優秀。例如《黔嶺素描》首樂章〈賽蘆笙〉，西樂木管聲部不如國樂原本的笙來得「狂野」，次樂章〈吹直簫老人〉亦為是，以國樂吹管樂器更顯蒼桑浪漫。甚至《節日序曲》，作曲者本就說道起首小號聲有「嗩吶的氣派」，而當嗩吶真的吹響那幾個音符，「氣派」確實躍然而出。
音樂會的最後，則是令我這樣的研究者驚奇的曲目──《歡欣的日子》。按說這首曲子並不稀奇，其原形《翻身的日子》是相當著名的紅色音樂，近年也常在朱踐耳音樂會中充當返場（再請）曲目。但是，我留意到此次香港中樂團準備的樂譜，是從未見過的版本。朱踐耳1953年創作中西樂隊混合編制《翻身的日子》後，曾經出現鋼琴、手風琴改編版本，甚至彭修文也曾移植成國樂合奏版本。2005年，朱老將作品重新以西洋管弦樂形式配器，並將作品以諧音更名為《翻身的日子》，更加花俏、活潑。香港中樂團此次演奏的《歡欣的日子》樂譜，封面上載明係1999年作者親自配器，而且已經取名為《歡欣的日子》，卻沒有後來2005年西樂版本那麼花俏，翻查朱老《創作回憶錄》也見不到相關記載。大膽推測，或許是朱老在重寫西樂版《歡欣的日子》前，使用國樂編制先做了一次修改，而這個細節或許從未公開。也可以說，
在這場音樂會上，樂團重現了一曲朱氏「既熟悉又陌生」的短小作品，十分可貴。
前陣子從香港友人處得知，近日在香港的音樂會現場曾出現一些關於觀眾秩序的問題，不免讓我擔心。其實，在這次音樂會中，我確實也遇到一點感到尷尬的場面。在《節日序曲》演奏時，堂座有一位長者整理塑料袋，引發了一些噪聲。而在《搖籃曲》與《天樂》的演出過程中，我附近也有兩位長者交談，時間不短、音量不小，直至鄰座男士揮手示意制止才得以安靜（後來才知曉這位鄰座男士是著名學者周光蓁博士）。下半場亦有《黔嶺素描》樂章間鼓掌的情況出現。我有些懷疑，是否疫情太久，大家太長時間沒進音樂廳了？
從學術的角度來說，海內外關於朱踐耳的相關研究不勝枚舉，甚至在音樂會演出前一晚，一位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的朋友說，學校舉辦了一場關於朱踐耳的講座。甚至，朱老晚年出版了《朱踐耳創作回憶錄》，自己把創作歷史、樂曲分析、內容意境，悉數交待，留給後人生產學術論文的道路十分有限。那麼，我認為關於朱氏創作，也不需要再多餘贅言，只要聆聽，足矣。此次香港中樂團聯袂陳燮陽傾情呈現的《黔嶺素描》音樂會，向大眾提供了品質甚佳的聆聽機會，功德無量。
本網站內一切內容之版權均屬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及原作者所有，未經本會及/或原作者書面同意，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