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狂人？狂是一個相對主觀的概念，社會體制定義了何謂正常，而對抗這種正常少不免就會被看成狂。魯迅1918年寫了一本《狂人日記》批判社會，裡頭的狂人認為社會人際關係充滿虛偽和欺騙，但無法跟著社會而走的痛苦逐漸地讓狂人失去理智，產生更異常的想法和行為。上百年之後，編舞毛維再以狂人為題發展作品，說的依然是人面對社會價值和規範的掙扎，可是在他的《狂人派對》下，舞者們狂得克制，狂得檢點，說到底也是一個文明理性的狂人。
毛維在訪問中提及，《狂人派對》的起點是面對三十而立之年人生關口的感受和覺悟。作品取材於編舞及七位年紀同樣處於盛年的舞者，每個人也有各自的狂，即使處於同一舞台，仍然是七個處於各自時光的孤獨派對。因此，這次作品其中一個難度，就是要將七個並置於同一舞台時空梳理清楚，讓觀眾對每個舞者所代表的「狂」也有想像的空間。
過去毛維另一作品《火滅》之中，已見他有意在舞蹈動作中加以戲劇文本。而這次《狂人派對》有異於前者，以實在的戲劇情景（夫妻共處一室，面對感情破裂的邊緣）先行，而是七人各自的敍事線在沒有實景、角色、對白的前提下鋪展成超越語言的戲劇文本，難度無疑更高。也許應歸功於這次的戲劇構作，身為劇場導演的陳泰然，是次演出明顯看出創作人刻意讓舞台每一項元素都有其敍事性。演出由日常的、具現實感的起居動作開始，隨後每一段落亦定下十分清晰的轉折點。
《狂人派對》（照片由香港藝術節提供）
其中一種轉折方式，是以物件作為提示。例如舞者在台中心攀上一盞亮燈，焦點就由一位舞者轉換成另一舞者；又例如，有一個段落，無數個藍色手術手套散落在舞台上，群舞亦以突顯手掌不同形態為重心。燈膽和手套也是貼近日常生活的物件，因此觀眾觀看抽象的舞台設計及肢體動作時，很容易會藉這類物件作定點，扣連於舞蹈段落作出聯想；更耐人尋味的，是後者因為過去三年疫情，幾乎成為了防疫措施的代名詞。筆者看著舞者將手上的膠手套重複拉扯時，無法不想像疫情如何引發舞者的狂。可是視乎其他部分相對模糊現實背景的處理，應該不是創作人的原意。說不定是筆者好不容易從高壓防疫政策中解放的後遺症而已。
相對上，舞蹈編排提供的想像，則對「狂人」這主題延伸更多思考。即使七位舞者各有各主線，台面上絕大部分時間也不存在獨舞，更多時候，觀眾可看的，是個人（段落的中心人物）和他者的關係：或吞噬、或對抗、或勉強跟從，那些可被看成狂的多種形態。《狂人日記》的主人翁最終走向崩壞，但派對有時限，狂舞一夜之後又如果收結？演出中一男舞者掙開束縛一樣群體，以不顧一切的姿態拋開卷軸，卻被另一舞者從拋物線中截下來。之後空間色調冷暖明顯轉換，分隔眾人的手推鐵架重新出現，狂人派對似是結束。舞者回到了近似於起始日常動作，但驟眼看來，始終有種莫名的突兀感。
人倘若打開過自己狂的一面，還能否回到「正常生活」？
（文章於《舞蹈手札》同步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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