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並非必然！」是老生常談，人生如是，劇場亦如是。一齣舞台劇憑藉藝術表現而與時代結合，同時亦可反映時代的變遷。《我們最快樂》本質上是一齣奇情戲劇，但能反映香港踏入新時代的社會狀態。人生原來不如戲，戲劇更加走在人生之前。
莊梅岩編寫同志戲劇是一種賣點，但熱愛劇場的觀眾大概早就預料《我》劇並不會單純指涉男同性戀者的愛恨糾纏。現在單從文本而言，編劇建構了奇情故事框架：三位性格迥異的男同志偶然結集一起，引發三角式愛慾關係，並基於男性本身較剛烈的本性，三人產生了豐富的戲劇衝突。編劇技巧純熟，基本上全劇的主線就在三位角色身上，三人各自的背景、個性，以至三人的結識、相知、情陷，循序漸進，一目了然。另一方面，三人的行事方式，不論酒吧挑情或私人聚會，以至健身室或殘廁暗戰，對於任何性向的觀眾都能產生窺探引誘，讓觀眾追看人物和劇情發展。除此之外，編劇獨特的港式幽默筆觸，還有中西口語匯集，展現了編劇的個人特色，亦讓普羅觀眾容易獲得共鳴。若從雞蛋裡挑骨頭，劇末的情殺事件其實並不是全劇重點，雖然令人感到撲朔迷離，但也有點難予「收尾」之感。
自2020年之後，《我》劇經歷多番轉折，直到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大劇院舞台正式演出。導演黃龍斌在舞台上展現的方寸心思，令《我》劇主旨得以提升。
一直都說導演在形體編排方面匠心獨運，《我》劇的整體合成卻更見心思。除了三位主角之外，九位男演員身負群眾和群舞的功能。從開場的形體舞蹈，再至不同場面分飾社會各階層人等，甚至只在演區外圍營造形象，導演都能將群眾與主要角色連結一起。空蕩寬闊的舞台空間，群體與主角就像社會上俗稱的主流與小眾對立，加強了全劇的精神外觀。與此同時，激烈的動作配合別出心裁的「垃圾膠袋」同台並用，強暴與柔軟，擠壓與鬆弛，都在舞台上形成明確的對比效果。一切矛盾都源於意念對立，《我》劇的視聽感觀發揮了懾人效果。
從開場由演員引述背景，至到錄像的預製和現場實用，《我》劇在舞台上的虛實交錯效果都令人回味無窮。錄像既從不同角度展現角色的存在狀態，並強化觀眾的窺視感覺，更加諷刺了現時無處不在的監察鏡頭，令《我》劇與社會現象緊扣關連。運用舞台科技之外，導演對於所有演員都作出高度藝術要求，演員都能深入掌握和演繹角色，舞台上沒有偽裝和修飾的表徵。無論在影像或現場傳達，演員都將角色處於自然和堅實狀態：我就是我，毋須掩飾。
演出的開首和尾聲都由演員跳出角色直接與觀眾連繫。從香港藝術節五十周年至到社會的平權、平等議題，《我》劇亦跳出以往三年屢次無奈延期演出的命運，為了戲劇本身的命途而奮進，同時為社會不公義的事情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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