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大邱地鐵縱火案（2003）、港鐵縱火案（2004/2017）、日本小丑砍人案（2021）都是發生於大型公交運輸系統的無定向暴力襲擊，犯案者都是社會的邊緣人。中英劇團以轟動一時的臺北捷運隨機殺人案（2014）為靈感創作《辯護人》一劇，讓觀眾思考這些社會夢魘反映的深層次議題。
這是一個取材自真實罪案的故事，但不是紀錄劇場，也沒有法庭戲，沒有案件重演，只有對話空間（訪談節目、家、學校、對談室），以探求人性和刑法本質的意義；這是關於少年殺人犯王然的案件，但更多是描述其辯護律師陳哲豪的個人故事；這是一宗牽涉二十多個受難家庭的悲劇，但主要落墨的只有受害者家屬陸老師夫婦和施害者王然的媽媽。約三小時的演出，枯葉逐一凋落，慢慢浮現出事情脈絡和問題癥結。
演繹的層次
全劇讓我印象最深刻的角色是受害者家屬陸老師。他的演出能量充沛，極具壓台感，處理台詞和角色細緻，能迅速控制及帶動整場戲的演出節奏和氛圍。最爽快的是陸老師和陳律師在學校攤牌一幕。憶女成狂的陸老師打算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學校因利成便，意圖傷害陳律師的女兒。他那段口白鏗鏘有力 ，有無奈、有冤屈、有憤怒、有愛。從開頭頗為冷靜的陳述﹕「我都曾經以為捷運好安全」，到抑壓良久的情感崩潰﹕「如果我殺咗你個女你會點﹖」他的情緒連珠爆發，最後擲手機、推枱落地，狠狠扣殺，動作乾淨俐落，如一個不斷地被吹氣的氣球，漲到臨界點一刻被一針爆破，哀痛與仇恨化為羽毛輕輕落地，卻仍存在。
此劇另一個受害人物是王然媽媽。她本是茫茫人海中一個平凡母親，卻經歷極不尋常的人生。王媽媽幾次出場的語景、動機和心態應截然不同，但今次演出略嫌表面化，演員未能透過口音、小動作或服飾等細節為王媽媽創造獨特性，整體上感覺生澀，並不像是個歷劫婦人。她首次出場，與貌合神離的丈夫面見陳律師。丈夫與兒割席，親兒死期在即，令她嫁夫無夫，與子仳離，對於一個以家庭為軸心的傳統婦女來說，自然感到六神無主，但陳律師建議的非常上訴，為她重燃堅持下去的希望，喚起她一種包容兒女、甘蹈火海的母親天性。其後修復式對話一場，王媽媽已是離婚婦人。她為甚麼願意獨自承受死囚之母的壓力，參與和受害者家屬的修復式對話？罪疚、恐慌、疲憊、盼望......混雜不清的思緒應該更好地梳理及呈現，否則王媽媽兩次出場的心態及情境變化模糊，無法讓人深切體會她與自己，以至她和他人的角力與衝突所在。在修復式對話中，王媽媽的雙膝下跪，以及那幾句「對唔住」有頗大的詮譯空間，可作更多節奏、情緒和形體的試驗和處理，令整場戲更緊湊及有血有肉。
人類的意識很容易受影響甚或操控，意識又影響思想及行為，因此劇劇工作者任重道遠，需要好好運用虛構的舞台世界梳理及呈現紛繁的意識，讓人觀照本我、察覺不同世界。演員與觀眾同呼同吸，彼此才可身同感受、將心比心，觀演共同投入到戲劇世界裡。此劇多個角色都有叫喊和嚎啕的戲份，有些達到歇斯底里的效果，但有些卻是為演而演。叫喊和眼淚是情緒壓抑投射的結果，不是目的。以結果為目的，是本末倒置的演法。
至於陳哲豪律師，從頭到尾，都令人討厭。他滔滔不絕 ，卻非能言善辯；滿腔熱誠，但力有不逮，行為舉止亦見違和。他每次回家，妻女都正正常常穿睡衣拖鞋，但他總是不換鞋，無論到哪裡都穿上黑皮鞋。當他接到失蹤女兒消息的電話後，妻子想隨他奪門而出。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即使愛包如命的女人都未必拿手袋，但陳律師卻攜帶那沉甸甸的手提公事包同行（印象中他營救女兒時已沒有手挽，改為斜揹），極不方便。手機明明已經在他的褲袋裡，難道公事包內有車匙或救人武器，所以必須在這十萬火急的時候帶著離家？我曾猜想公事包可能是個伏線（或者之後談判有危險時，包包會替他擋刀之類），但實際上它並沒有對劇情有太大推展，只能解釋是陳律師的個人習慣。他被人潑糞，雖然是家常便飯，但反應亦過於平淡，好像只是被潑水一樣，沒法引起我任何視覺、嗅覺及觸覺的聯想。回家後，一身糞臭的他，居然可以站著和妻子交談良久，還說得出冷笑話：「對唔住，我連個擁抱都俾唔到你。」風趣得有點可怕。他對王然自爆年青時被霸凌後曾經想殺人的經歷，揭示其自憐和渴求自我救贖的自私本性。他從來都不聽別人講話，亦沒有多少人理解他的說話；他熱切守護理性包裝的原則，卻輕易放棄曾經真心承諾的誓言。他渴望步向地獄時得到心儀的美麗天使的安慰和救贖，在他失意時借膊頭給他倚靠，在他犯錯時予以寬恕……這是自卑不安的窩囊辯護人——陳哲豪律師的真實面貌，亦是此劇比較貼近人性本我的角色。反而在劇中美麗溫馴、善解人意的律師太太，表面上是治癒系純品賢妻，卻是偽善得令我心寒的角色，尤其那幾段以全因愛你的姿態、為離婚呈請而鋪墊的對白令我大惑不解：「我一直都以為因理解而分開只係喺電視劇出現，原來現實真係有......」（筆者很難理解為甚麼有這想法）、「我一直都有記住你嘅使命......我好理解你......我好理解你......我好理解你......」（只是自我催眠的說法）、「我唔想拖慢你嘅步伐......你要再行快啲，直至你搵到公義」（公義未能伸張，真是因為妻子拖慢步伐嗎？）。我不確定這是否創作團隊潛意識下對「好妻子」想像的投射，或者根本律師太太說的都是反話。但按她現在的舞台呈現，整體的人物刻劃過於美化、空洞及支離破碎，亦令部分觀眾誤會她只是因為愛夫而離婚，造成人物性格、思想和行為上的不協調。
打開觀眾的盒子
明知道好奇害死貓，但人類總是喜歡尋根究底。導演在謝幕時說，如果欠缺觀眾參與，這戲決演不成，看似客套的說話，卻說出重點。此劇提供不少思考框架及調查數據，加上具引導性的事實鋪陳，觀眾冷不防跌入線性思考的迷宮和陷阱。劇中人多次提出「王然為甚麼要殺人？」、「人有被教化的可能性嗎?」這些都是關鍵的引導性問題，引誘觀眾打開各自神秘的盒子。演出完結時，劇團向觀眾提出了一個僞命題「如果你是律師，你會不會替王然辯護？」又呼籲觀眾行使投票權，不只是搞搞氣氛，而是全方位迫使觀眾思考。整個演出是個修復會議，也是告解聖事，觀眾不自覺地扮演只可旁觀的修復促進者，時而卻是有赦罪權的司祭。無論是樂於見到犯罪者在不義程序下被褫奪人權，還是代表上帝寬恕罪犯，大部分觀眾都得到自以為是的結論，心安理得地離開劇場。至於真正的殺人動機，此劇沒有明確解答，亦己無關痛癢。王然無定向殺人和依法被殺可以是結果，也可以是原因，也可能兩者都不是。得到結果並不代表事件完結，正如陳律師多次說明死刑只是以暴制暴，短暫性宣洩情緒，事實上社會還沒有找出真相，正視悲劇根源。如果隨機殺人事件根本沒有原因，是否表示問題不能解決？反之，是否得知殺人動機，便可預防悲劇？刑法的本質除了阻嚇和懲處犯罪行為，亦包括感化教育和情感修復，但假設修復式司法並非單一實踐修復精神的解決方案，或者只是不適用於王然這宗案件，那陳律師一直的堅持是否庸人自擾﹖如果一連串的問題的「答案」也是個問題，那麼大家願意釋懷離去嗎﹖
說破與說教
思辯劇以對白為主導無可厚非，但時而出現過猶不及，或台詞和潛台詞過於一致的情況，減低耐人尋味的觀劇樂趣。一人一段舌劍唇槍，接連緊密繁複的對白使我大腦閉塞、精神疲勞，妙語連珠和言語轟炸，只差一線。 王然作為殺人案的主角，是全劇少數比較靜默的角色，幸好他沒有煽情的自白，否則會令整個戲焦點失據。他第一句的歷史性講話是「我想見我阿母」，雖講出重點，但在舞台呈現上，王然回應世界的心理過程並不順暢，未能表現他曾經及正在處於怎樣的精神及心理狀態。他和媽媽見面一幕，兩人對答如流，談話的語氣倒像是兩小無猜，加上情感和身體語言的交流薄弱，令這次母親與死囚兒子的最後對話有點反高潮。
質疑是編劇的習慣，道破則是他的喜好，由劇中人說穿劇中的潛規則/秘密（如陳律師說自己曾經有殺人念頭）；或由劇中人以抽離的姿態，道破劇作的戲劇宗旨和哲理。此劇有一個小細節，安排鬼馬醫生識破陳律師和編導的親戚關係，這類情節引起荒謬的訕笑，無傷大雅，也成功成為觀眾透氣的笑位。然而說破很易變成說教，是豁然開朗，還是思想負擔，當中分寸的拿捏很考功夫。劇末陳律師那一段獨白，直接說穿了劇中「頌缽」和「潘多拉盒子」的用意，又直接道出創作團隊對人性善惡觀的看法。作為結案陳詞，有種硬銷及訓話的意味。我只能將它看待為彩蛋分享環節，不是真正演出，感覺才好些。
註：本文引用的對白並非摘錄自劇本原文，乃筆者按大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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