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死俱樂部》可能是香港近年難得有業餘團自行創作和製作的奇幻懸疑音樂劇。由入場開始要觀眾經歷的經典火車轉軌決定生死的哲學題，到劇中不斷質疑上天及眾人是否有權利決定所有生命的生死時，演駅在挑戰香港業餘團在時局和資金限制之下，還可以去到幾盡。十八首的原創樂曲，對不少專業的中小型藝術來說，相信也是一個很大的支出。
這套音樂劇是七名互不相識的人被「抵死俱樂部」選中為尊貴會員，並可免費提出各種要求，並享受各種奢華設施。當然世上沒有免費午餐，原來一切也是俱樂部主人薩密依據傳說中墮落天使的特質：傲慢、忌妒、憤怒、淫慾、怠惰、貪婪、虛偽，安排七位符合這些特質的人自相殘殺，完成「抵死俱樂部」的使命，並從中取樂。整個故事在交待七位角色背景上，以錄影簡單介紹，快速推進劇情的進展。
整個劇除了挑戰沉重議題外，更難得其音樂和填詞也十分出色。音樂劇的音樂為了讓觀眾更易投入，也用了大量時下流行曲常用和弦去創作。即使執筆之時，筆者仍很容易倚賴歌詞去回想當中的旋律。而填詞除了配合了音樂外，更生動描繪七位角色的心路歷程和掙扎。由於當中內容也十分沉重，以歌唱去表達也會讓觀眾易於消化及接受。
然而，這套誠意十足及意念吸引的作品，在演出時卻總令人感到「只差一點點」。反而令我再思音樂劇的本質和業餘劇團在香港文化景觀的角色。縱然十分理解業餘團在資源緊拙下能夠完成一套音樂劇已是十分難得，可是如何把創作構思昇華到一件令人深刻的藝術品，仍有一段路要走。而我也相信每次演出對一個團隊來說也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能讓他們日後創作更有深度及高藝術價值的作品，讓觀眾「透過藝術的理想性……引起我們的同情共感[1]」。
音樂劇的本質對業餘團的挑戰
因為香港的文化政策是以支持專業藝術為主，所以一般業餘劇團也會面對資源緊拙的問題，而這也會影響到它們如何在藝術價值、形式、創意、製作和演出去作出平衡。而相信《抵死俱樂部》面對的問題是如何在有限資源之中做到盡善盡美。可是無論資源如何有限，音樂劇仍要在兩個基本達到一定水準，才可算是一部成功的作品ーー滿足音樂劇的本質和為觀眾提供一個超越（Transcendent）的體驗，如亞里事多德在《詩學》指出人如何借音樂「……將靈魂從自身脫離出來，因為神聖的旋律，人們就回復到他們的正常狀態，如同服了特效藥且經歷了淨化過程……也就是說一種伴隨着愉悅而得到的釋放[2]」。
或者這個界線對不少藝團來說，可說是要求甚高。然而，在今天多媒體創作盛行下，我們仍有需要討論一下如何把音樂劇、歌劇和結合歌唱的形體舞劇分開來。
不同人對音樂劇的定義各有不同，但我們可從歷史綜合音樂劇的基本元素：豐富的歌舞風格、舞台製作吸引和在商業考量下取悅觀眾。不少人認為源自於十九世紀末的輕歌劇，沒有歌劇的嚴肅，內容迎合一般大眾口味，並以豐富的歌舞、服裝和佈景吸引觀眾，娛樂性十足。但隨着時間的發展，音樂劇的故事內容更為豐富，如著名的《悲慘世界》和《歌聲魅影》等，也展示出音樂劇的主題不一定要娛賓才能叫好叫座。縱觀音樂劇的發展歷史，離不開多重的藝術形式共治一爐，如音樂、舞蹈和演出，但沒有美聲唱腔的要求。所以音樂劇和歌劇雖然相似，但仍有很多微小的分別，更不用說戲曲。而音樂劇對演員的要求唱歌、演出及跳舞俱佳，才能應付歌舞連場，繽紛多彩的音樂劇。再看歷史，音樂劇起緣是十九世紀末的製作人為了賺取當時中產階級的口味而生的產物[3]，所以音樂劇本源是脫離不到商業的本質。豐富的舞台效果、娛樂性甚高的情節和悅耳的音樂更是不少觀眾對音樂劇的期望。
由以上可見，觀眾期望音樂劇有高水準製作及演出。這是一個有限資源的業餘劇團可以應付到嗎？似乎從本質看來不是。因此，在演出上看到「演駅」各種的執行上出現落差是可以理解。
然而，以作品為觀眾提供超越體驗這部份則需要多花心思去處理，而非在收集了不同靈感之後，未有作出深化便運用在作品之上。若以《Error 自肥計劃》為例，它雖然是以《新世紀福音戰士》作框架，但結合了他們如何堅持娛樂節目在有限預算下仍可以有深度的想法製作節目。然而，《抵死俱樂部》在引用了經典的火車轉軌命題後只是點出人命數字或個人成就均不能成為決定人的生死準則時，編劇並沒有提出這個命題的其他可能性，讓觀眾對此經典命題有更多的思考。似乎，我在Michael Sandel《正義：一場思辨之旅》一書中反而更有啓發。
另外，雖然編劇以傳說中的七位墮落天使作包裝，並配上相應的香港地道故事。可是女角之一的詩詩，為了分手的男友而有自殺行為是屬於觸犯色情或淫慾所以「抵死」嗎？若這是解釋佛學的執着，我反而理解。但觸犯色情或淫慾這情節則需要在劇中多作解釋。
業餘團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去滿足音樂劇和藝術的基本要求，實在需要多作不同嘗試，從經驗中找出方法作出平衡，以維持一定的藝術水平。
結語：業餘劇團在香港文化景觀的重要角色
香港的文化政策在古典音樂方面一直大力支持，如多年前已設立音統處在進行音樂教育。大專滙演讓劇社的盛行，讓更多年青人嘗試投入戲劇創作和製作，而且也吸引了不少未接觸戲劇的觀眾入場支持。這些經驗比起任何一場的後台導賞和演後助談會來得深刻，也培育了不少日後的戲劇觀眾、演員和藝術行政人員，促進了香港文化生態的發展。「演駅」的《抵死俱樂部》無疑擁有一隊充滿熱誠的團隊，在疫症之中更顯難能可貴。若日後有機會重演，可先從劇本和舞台設計上多花心思，則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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