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球場變成一個光怪陸離的暴力場所，球員被無故奪去參賽資格，甚至被擄掠被消失，那麼球賽將何去何從？《球賽》意不在賽事與賽果，場內外的對抗關係、肢體與制度暴力以及身份認同上的角力，遠比球賽更為激烈。多空間的舞蹈劇場以競賽的對抗本質為切入點，側記本土歷史事件，同時以運動場景再現當下的集體焦慮與無力感。
個人與集體記憶的側寫
香港曾為遠東足球王國，並因著獨特的歷史背景，致使本土運動史在身份議題上充滿衝突。《球賽》的框架正以本土歷史事件為印記，其以現場旁述以及動作編排，再現運動場域內外的角力。舞作開場先以即場旁白講述本地球星李惠堂與容國團的故事，前者在日軍佔領時期拒為日本人出賽，其後又拒當中國國家隊教練，最終頤養天年；而後者代表中國出賽並贏得世界冠軍，最後在文革中被批鬥，自殺身亡。旁述所展現的個體歷史觸及國族與身份認同議題，個體在運動場外的抉擇，比場內球賽更具衝突性。相對於讀白內容的波濤洶湧，場內群舞則以一種截然不同的節奏與氣氛，呈現運動場外的民間歷史。編舞以七十年代流行的西瓜波為道具，精準地以物象喚起六七十年代與足球相關的集體記憶。當舞者們在觸目驚心的個體故事敍述下，以輕柔緩慢的節奏手捧玩具球舞動時，運動員與政治場域的對抗性與運動場內慶典式的平和歡快取得平衡。此種場內外極端歷史體現的並置，指向了運動作為歷史記憶的複雜性與多面性。
無端的暴力與集體創傷
運動在本質上帶有暴力面向，身體在運動過程中經受碰撞傷害。然而，暴力不止於肢體上，同時也涉及制度暴力。此作所呈現的競賽怪事頻生、脫離常規，比如：只能用頭部傳球的足球比賽、恣意奪去球員球拍的球證。賽事的詭秘源於場內制度的扭曲暴力。此作對制度的想像不限於球場內，其更將作用於身體的暴力與過去、當下的社會事件連結，並試圖拓闊運動的涵意。其中一場籃球比賽，一名身穿鳥籠式裙撐的女舞者，在籃球比賽進行期間，被一名操控者擺佈身體。女舞者以模板式的身姿雙手揮動紅花，此場景再現了文革時期群眾運動的動作語彙。球場上既上演了參賽者的肢體衝突，同時亦展現了女舞者被奪去身體自主性的場景，兩者共構了一幅更為宏觀的暴力圖景。運動的雙關性因而得以體現，場內的體育運動與場外的社會運動，以迴異的節奏在同一空間並存。除了回顧、挪用昔日社會運動的語彙外，《球賽》亦不乏直接引用本地社會運動符號的場景。在「運動鞋」一幕，獨舞的男舞者掩面、吸氣後倒地，其動作大多為爬行下沉。變異痛苦的肢體動作配以從天而降的球鞋，以及男舞者最後被人從身後擄走的場景設計，不難引起本地觀眾對於運動創傷的聯想。然而，此作在再現當下的社會創傷時，大多直接呈現與之相關的符碼，並未能將意象語彙納入作品所建構的歷史框架內，作進一步轉化以及思考。當下的社會記憶與焦慮在道具符碼的召喚下重現，事件的再現若無疏理深化，其中的符碼亦僅止於調動集體的記憶與情緒。
《球賽》原為互動式舞蹈劇場，但疫情反覆，「球賽」被取消而觀眾亦失去臨場觀賽的機會。球場內外的變幻無常，似乎與劇場所面對的困境相互呼應。此作雖言球賽但又意在言外，運動與個體命運、集體記憶以及社會事件相互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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