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
近一年，肺炎疫情肆虐全球，雖然未有牽起人類的終極心理恐懼反應，但疫情影響社會、經濟、生活等造成的不便，或多或少都喚起大部分人的心理陰影，到底這些心理投射如何解讀，或者需要做大型的調研。本文希望用文化產業——電影，去解構人類對大自然的恐懼本源，通過電影文本分析解讀探討反思追溯人類的心理本質。
心理學鼻祖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在〈論詭異〉（The Uncanny ，1919）中用心理學精神動力理論提出「電影提供二手（但安全）體驗的驚慄學探究本我，喚起深埋的情緒，以及長期被禁止的慾望。」他不肯承認的學生榮格（Carl Jung）則表示恐怖的故事可以和原型（文化模板［Cultural Template］）交流，在集體潛意識中可觸發（讀者／觀眾）內心的情感共鳴。
這個說法可以引申為文化產業電影帶出的恐懼，是和觀眾心理相互緊扣的，製作人以自己的經驗和想像，製作出驚慄電影的故事和情節，讓觀眾作出心理活動，回應心底的恐懼本源。而對電影製作人來說，探求人類的內心恐懼是由生活經驗中作藝術創造，根據〈人類演化的認知機制〉（Davis and Favor，2004）[1]一文中指出，人類有三種本能恐懼，一是掠奪，二是傳染病，三是個人受到侵犯。當中傳染病主題在近代災難片類型片中雖然不是主流，但有票房、獲獎項、有影響力的也有不少。
那到底觀眾的集體潛意識中，對災難中的疫症恐懼有些甚麼心理反思呢？我整理過近二十年的重要疫情電影，製作下列的簡單圖表以供參考。
電影中的恐懼元素
（災難：疫症）
↙️ ↘️
人為 天災
↓ ↓
逃避／抵抗 人性考驗
↓ ↓
死亡／逃生 互助／迫害
以1995年一部叫好叫座的荷里活疫症電影《極度驚慌》（Outbreak）為例，寫伊波拉病毒從非洲傳播到美國，醫學家冒生命危險去拯救美國國民，當中掀起的恐懼本源是對死亡的害怕，在不明致命的疫症下，人人自危，那種自身危機感受，成功牽起觀眾潛意識的原始恐懼。不過電影本質是寫英雄捨身拯救人類，以歌頌勇者拯救人類來平復觀眾的恐懼，這是屬於傳統童話敘述，英雄戰勝恐龍式的結構。由掀起恐懼到平復恐懼，達致主流災難電影的主旋律。
這種將人類潛意識死亡恐懼的本源轉化為英雄救世、安撫人類心靈本質的電影，也包括2013年，也是賣座但評論頗為參差的荷里活電影《地球末日戰》（World War Z）。不過，在恐懼本源上，沒有強調死亡的重點，反而強調通過病毒傳播，令全球人類都轉化為沒思考的喪屍群。電影寫人類中病毒後會變成喪屍，攻擊其他人類，然後不停通過咬噬（人類潛意識害怕動物侵害人類的元素）去傳播病毒。在死亡之外，失去意識的生存——變成異類，也是恐懼的一種本源。當然，最後英雄終能找（偷）到病毒的「解藥」，解救全人類，撫平觀眾的恐懼。
不過，近年有不少疫症電影，創作人創出一些災難／疫症電影主題變奏，令恐懼元素本質有不同的敘述方向，探討另類的人類潛意識恐懼。
2002年，英國著名另類導演Danny Boyle拍攝了《28日後》（28 Days Later），寫維護動物權益人士偷偷釋放醫學研究用、帶有致命病毒的猩猩，令倫敦市市民感染疫症，造成大量人類變成喪屍。電影沒有英雄出現解救危機，只寫幾個倖存者逃避喪屍攻擊，不想受到感染，甚至有些人選擇自殺死亡，逃避變成喪屍。然而，這部電影的恐懼本源，不單是害怕感染病毒，變成異類，或者要選擇死亡去逃避變成異類，而是寫在末世時，一群擁有武器、聚集成權力群體（軍人），以保護倖存者為名，在掠奪資源——包括食水食物武器等——上，控制其他人類的生存權，對其他弱者作出欺凌，甚至迫害和殺害。對同類電影本來對大自然帶來災難的恐懼，轉為人類對人類自身的侵害恐懼，對人性變惡而受到的危險的威嚇，作為恐懼的重心，甚至可以引申成對「極權」統治下，任人魚肉的恐懼。在倖存者逃命的路上，編導強調在天災人禍時，人類的孤獨和無奈，也是電影散發的另類人類潛意識恐懼。面對災難，本來已經令人不安，連續不斷的災情，更令人陷入絕望，而倖存者和倖存權力要面對的，是保持道德倫理的理性，還是跟隨人類本能，選擇實現慾望，是重要反思。
2007年，由Danny Boyle監製的續集《28週後》（28 Weeks Later）延續探討在災難中「極權」統治的不仁不義，軍權只為掌權者利益，犧牲倖存者的權益，壓迫和侵犯倖存者，在尊嚴和死亡的威脅下，製作人強調的完全轉向生存權和公義。相反，帶著病毒的喪屍反而成為對抗「極權」統治和失控軍權的武器；倖存者利用喪屍反擊軍隊掩護逃亡，要逃離的不是病毒疫區，而是人禍「極權」。電影原來強調的人類潛意識的恐懼元素，成為倖存者的逃生武器，凸顯電影傳播的恐懼元素，由恐懼病毒疫症，轉為更為恐懼由軍事力量支持的極權不公義。
2013年韓國電影《戰疫》（The Flu）寫致命的流感病毒由香港傳到韓國本土，染病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一百，而病菌傳染得極快極廣，在大量韓國國民死亡後，其他韓國國民為求逃避疫情，到處逃亡。不過，染疫死亡的潛意識恐懼，不是這部電影的終極恐懼，而是韓國政府的無能無奈。電影寫韓國政府在駐韓美國軍人的威脅下，關閉疫區城市，阻止國民流動，以防疫情傳播，但亦令到未有染疫的國民無法逃避受感染的危險。美軍更為阻疫情擴散，杜絕病毒傳播，決定派出戰機，用強力炸彈毀滅城市，殺死城市裡的所有人——受感染的、沒受感染的都殺。大屠殺可怕，「極權」殘暴不仁的手段更可怕，這才是這部電影的韓國國民的終極潛意識恐懼，由天災發展到人禍，政治諷喻非常明顯。其實，韓國人在二次大戰後，受盡美國政治壓迫，韓國人對美國的愛恨交纏，也是恐懼厭惡為多。當然，製作人為安撫觀眾的恐懼，也是以英雄挺身而出、救助災民作結局，勇敢仁義的總統，最後與美軍對抗，阻止大屠殺，不過這個結局只是「半happy ending」，災民逃過屠殺，卻仍被困疫區，等待藥物援救。
2007年，荷里活第三次重拍Richard Matheson同名小說《魔間傳奇》（I am Legend），以科學家製造藥物而誤成病毒，令人類變種成夜行失控嗜血生物，一個倖存者獨居對抗變種生物，更研發藥物解救人類危機，並拯救一對母女，最後犧牲自己，讓母女帶同研究資料逃出疫區，找其他倖存者「拯救」世界。電影包含的人類潛意識恐懼元素豐富，既有受病毒感染變種成怪物（異類）的恐懼，也有孤身在疫區生活的孤獨無奈恐懼，以及英雄犧牲救世的本質作安撫。但這電影有兩個特別的元素，既寫科學研究失控反而為害人類的反諷，也將變種異類寫成群居互助的物種，而不是無意識喪屍的怪物。
電影中的恐懼元素，其實是人類對自身潛意識恐懼元素的反射，當中既有人性反思，也有對社會批判，以及政治反諷，十分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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