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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可說和不可說，我馬上想起一個共產世界的老笑話：某位在東德的仁兄被派到西伯利亞工作，他知道寄回家鄉的郵件一定會被監看，於是跟朋友約定一個暗號：如果信是用藍墨水寫的，那就是真話；如果用紅墨水，信所寫的都是假話。一個月後，他的朋友收到他的來信，信裡用藍墨水寫道：「這裡一切都很美好，店裡食物又多又好吃，戲院播的都是西方的好電影，而且住的地方又大又豪華。唯一是，我一直無法找到紅墨水。」

文化理論家齊澤克在「佔領華爾街」運動的一場演說中，又把這個他說過很多次的笑話再說一遍。據他的解釋，這個笑話的意思是，我們有表達所感所想的自由，卻沒有表達我們不自由處境的「語言」——即紅墨水。齊澤克批判的自然是以自由為幌子的資本主義，然而追源溯流，笑話的起源仍然是共產極權下的社會。任何極權社會都會發生類似的境況：他們准許你說任何話，但只能用他們提供的那套語言。因此我們總是悲觀地認為，極權之下，人人不再敢說真話，大家要麼違心地說假大空話，要麼保持沉默。

但偏偏最優秀的藝術作品，還有最鋒利的批評文字，往往都在這種高氣壓中綻出光芒。藝術自有其優勢，它關注的是美感，是豐富人類思想情感的器具；相反地，極權的本意就是踐踏人類豐盛的精神向度，要打磨出一個個一模一樣的被統治者，故專制者本質就是：沒美感。無權力者在現實上無法與當權者對抗，卻能透過保存和發揚自身的美感，作為極權敗壞人類文明的歷史見證。

齊澤克拿笑話去嘲弄資本主義。但資本主義一般都不小氣，所以我們在資本主義時代，直接嘲笑權貴是家常便飯，你未必能撼動他們的權位，卻總能以美感揭露他們的醜陋。所以上至古希臘喜劇，下至今天的網絡二次創作，或多或少成為最具時代精神的藝術形式。但專制者心胸狹隘，動輒把嘲弄視為叛逆，叫人不得不退避自保。幸好藝術家骨格精奇，他們所思索的命題，總是關於如何在世界中呈現美感。有些人找不到批判嘲弄以外的美學方法，結果沉默下去；有些人卻身段靈活，深諳假裝的藝術，時而虛與委蛇，偶偶發個擦邊球。嘲諷是暗藏的，表達是加密的，叫小氣但品味低劣的專制者抓不到痛腳。

我的意思是說，與公民社會不同，藝術可以說假話，那些「活在真相中」之類的倫理規條不完全適用於藝術。我們大可以把此話修改為「活在美感中」——但我絕不是一個形式主義者，也不相信藝術形式可以凌駕真相，我真正想表達的，是藝術對「真相」的表現力比一般語言更力，但往往需要一定水平的藝術感知或解讀能力，真相才能被理解。專制者禁絕的只是一般語言，而限於他的語言結構，他們對藝術——儼然是藝術公民之間的加密訊息——往往是無能為力的。

那個共產世界老笑話真正要表達的，並不是集體失語的境況，而是恰恰相反：政府有禁止人們使用紅墨水的權力，卻無法阻止人們使用別的方式傳遞真相。在笑話中，朋友實際上完全明白主角向他傳遞的訊息：他在西伯利亞的生活一點也不好。然而他們所用的卻不是原來約定的暗號。我們可以假設，審查者不知何故知道了兩人的暗號，故禁止使用紅墨水，令主角只能依政府准許使用的說法去讚美社會。然而我們的主角卻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他可以馬上設計出一套新暗號，並在無法直接與朋友約定的情況下，有效傳遞訊息。他在信中寫上「找不到紅墨水」去告訴朋友，舊暗號已失效了，而同時又以「在信中寫上『找不到紅墨水』」這一動作來建立新的暗號，以表達「信中所寫都是假話」這一訊息。

藝術，就是寫這樣一封信的過程。而這位朋友，則是藝術的破譯者，也就是評論要做的工作。

從《一九八四》到當代極權，言論限制都是以一種相當笨拙的表列式來進行：僵化地列出所禁用語和概念。當權者仍需要以法律——哪怕是惡法——來當遮羞布，將所禁用語和概念寫在法律條文上，然後機械地操作條文。因此要當反抗者，不一定要硬憾法律陣地，更大可以鑽營一下禁語列表的空子。藏頭詩或會意式的二次創作漸成民間常態，而在一些更大規模的藝術創作上，怎樣以藍墨水把「找不到紅墨水」寫在信上，也將成藝術家既保持藝術尊嚴也保護自身安全的方式。而評論人，也就是藝術家的朋友，則是要把這封信的解密方式，悄悄地在公民社會底層告訴別人。

昔日香港，公民社會為大。如今江山不幸，正好是詩家幸運地回到美學的機緣。我們就是要說，藝術改變不了政治，卻能改變生活。過去大鳴大放的批判或許已不再可行，在壓抑的氣氛下，迂迴地以藝術回應社會，或許是一條必由之路。而對於評論的「可說和不可說」，我倒寧可問：「說甚麼和不說甚麼」，以及「怎樣說和怎樣不說」。

作者簡介：居於香港，文化評論人，偶而寫詩，小說及劇場文本。修讀文化研究出身，曾任阿麥書房文化經理、《字花》編輯，現職大學講師。曾發表劇場作品《（而你們所知道的）中國式魔幻》（編劇，2015）、《安妮與聶政》（編導，2018）。著有個人文集《道旁兒》（2017），另編有評論集《憂鬱與機器──字花十年選評論卷》（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