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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不斷取消行程的春天，此刻在台灣的我，恍若隔世。各地藝術節如常開幕，不少國外藝術家來台經過十四天隔離，繼續在這裡完成他們或許無法在他處實現的作品。然而，回歸常態的我們，是否又可以假裝這一切從未發生？我想起前陣子翻譯強納森‧布洛斯（Jonathan Burrows）《編舞筆記》一句可以同時參照舞台與人生的話：「有時嘗試後放棄，就已經為你在做的事帶來改變。」他說的是試圖改變後又恢復原狀，也像極了線上劇場才討論到一半、觀眾就已重新入場的現況。然而對此刻來說，無論是回復哪一種「日常」，我們的思想與感受不知不覺也將隨之變化，劇場自然也不例外。
點開「非常林奕華」與「自由空間」聯合製作《一個邀請：人約吉場後》影片，內心不禁納悶著香港劇場又正經歷著何種「現況」。對香港劇場些許陌生、更是全然自外於香港此刻社會氛圍的我，要來「討論」此作品自是有些心虛。若是在過去（那個我們習以為常的劇場），我是絕不敢遠距看戲還下筆評論的。但自從疫情挑戰了劇場所謂的現場感與當下性，透過網路連結另一道時空背景脈絡，遠方觀眾以自身經驗解讀作品，不再需要台上台下建立某種集體共識，似乎也是無可避免之事。
「集體」成為《一個邀請：人約吉場後》最明顯的空缺。我甚至不知道坐在螢幕前的我，是否足以自稱為觀「眾」。三十段影片，三十個演員，三十場獨白──還來不及探究劇場之於現場與當下的本質意義，就已強烈意識到演員面對空蕩蕩舞台與觀眾席的「反常」狀態。影片中不時響起的中場休息廣播與吵雜人聲環境音，指出了此刻這個劇場並非處於閒置或排練狀態，而是貨真價實的正式演出。劇場人熟知的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名言：「一個人在某人的注視下，經過一個『空的空間』，就足以構成一個『劇場行為』」，放在此處變得有點弔詭，像是詰問著：「那麼，沒人注視的表演，還算是一場演出嗎？」類似的問題恐怕也糾纏著台上演員，各自用自己方式建立投射對象：有人對空的觀眾席說話，有人對整個表演空間說話，有人對想像的觀眾說話，有人對回憶說話，有人對自己說話。
我們（觀眾與演員雙方）一方面在這反常中腦補過去的日常，另一方面更像是對劇場存在的反思與內省。正如其中一位演員（宋本浩）不免感嘆：「現在還能做這件事是奢侈的」。演員不可否認是思念舞台的，但觀眾對劇場又有著甚麼樣的羈絆（如果真的存在著羈絆的話）？當社會大眾熱衷於偽出國的沉浸式體驗，我們彷彿在新聞畫面中感受到最原始的劇場「make-believe」；而真正的劇場，除了眼前這麼一個空無一人的空間外，還可以是甚麼？
劇場某方面而言，是充滿規則與限制的，必須在有限的空間與時間中，勾動想像力來起作用。話說回來，表演不也是充滿限制？說著別人寫好的台詞，別人設計的空間，別人安排的動作與走位。即便在影片中看似讓三十位演員暢所欲言，依然隱約可感受到在其身上操控的痕跡：站在聚光燈下，背對鏡頭（某方面而言甚至呼應了身體移動受限的隔離狀態）……我甚至無法確定他們說出口的獨白，是否也是另一種指令（其中有人提到被要求不能說出完整的句子）？更別提最後觀眾看到的，其實是經過後製剪接刻意編排後的結果。但，遵守規則難道就不可即興？限制難道就不自由？
三十段影片一路看下來，彼此之間形成非常緊密的形式感，吸引著我去尋找其中規則：甚麼時候會出現秒針聲？鏡頭是前進還是後退？怎麼設定片頭片尾演員在觀眾席的座位？形式一旦建立，就以其潛藏的失序進一步勾起我們的興趣。忽然漸慢的時鐘滴答聲，忽然側了一邊的取景，忽然跳接的畫面，忽然左右位移的鏡台，忽然出現的演員疊影。與做甚麼都可以的自由相比，岔出常軌的自由是否變得更迷人？是否在規則中找到另一種自由的可能？
隨著來勢洶洶的病毒證明人定不能勝天，藝術創作也得受制於現實世界的緊急狀態。《一個邀請：人約吉場後》再次讓我把思緒移到劇場之外。正如演員們以思緒填補場地的空無，與其說這個作品，是對非常時期劇場與舞台的回應與回憶，它似乎更進一步指向了這段期間眾人共感的生命狀態，關於規則與即興，關於限制與自由。又或者，這只是我歷經那段對劇場的反思與思念，油然而生的投射。
持穩的形式，到了最後五段影片瞬間加速開展。演員開始滿場跑，透過後製疊合聲音與畫面，塑造出一種「有人對話」的假象（當然，鏡頭也可算是對話對象）；甚至改變影片次序，徹底打破先前建立的規律。我想，非常時刻的劇場不會也不該是將就的替代品，我們終究在思念中，讓思緒保持活力，繼續行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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