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士爆發的年代，我仍住在香港。到了新冠爆發時，我已寓居英國。中間相隔十七年，儘管病毒仍是同一個「冠狀家族」的成員。十七年前，我是一個無知地亂碰亂撞、妄然以為自己可靠扛筆為文生存的人；現在，我仍常亂碰亂撞，但已比較明白自己如何無知，也幸好找到了一份稻粱謀。儘管你可以說，我在英國一所大學任職的教研差事，基本上仍是「靠把口和靠枝筆」的生存法子。

另一樣沒變的，是我仍然很不喜歡戴口罩。沙士爆發時，我雖依從公眾衛生指引上街戴口罩，心裡其實很不情願，除了因為覺得侷促之外，也感到蒙起部分臉孔以致說話不清，很是礙事。

因此我特別留意到，香港自去年中開始，變了一個戴口罩的城市。戴口罩的理由，隨著日月的推移而變化，可以是不想被人認出、想匿名地做一些自己覺得應做的事，也可以是不想染病或不想傳染疾病。與病有關的理由，以冷峻的科學論點為依據，城中人無論如何看待人事的紛擾，都會感到難以駁難。於是，香港繼續成為口罩之都，而人與人、人與病毒、人與命運之間的對抗，繼續在口罩的掩飾與保護之下蠢動、翻滾。執筆之時，新冠在香港似已逐漸受控；至於城市會否繼續戴口罩下去，卻是另一回事了。

執筆之時的英國，則只能說有點起色。親朋戚友都問我：為甚麼英國弄成現在這樣子，死亡人數在歐洲最高、世界排第二？我也不知如何說好。有人批評英國政府當初應變「慢三拍」；我也記得不知在那裡看過分析說，英國國民脾性比較忍耐，不愛大驚小怪，更偏向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只是新冠病毒不是這麼容易被「化」得了的，於是拖著拖著，拖出一場大禍。

英國政府至今仍沒建議市民普遍戴口罩。從最近一些風吹草動看，這政策可能會改變。現時英國的防止傳染指引，是人與人之間保持兩米距離，和躲在家裡。然而，就算是封城最嚴峻的時候，我所住小鎮的河畔林蔭漫步徑總是絡繹不絕，因為政府准許每人每日一次步行運動，這兩個月天氣又常常很晴朗，以致散步的人迫爆了優美的景點。我自己亦愛每天到河畔走一段路，欣賞一下粼粼波光和搖曳枝葉，也會順道往一間超級市場買食物和必需品，剩下時候都在家裡，往往整天工作，忙極了但也很有規律。這種生活，我現在算是適應了，但知道有人覺得壓力很大——彷彿家中電腦成了老闆的二十四小時天眼和監工——也有人覺得悶極了。

說到悶極，我讀過以下一樁新聞：英國諾福克郡出現了一個怪客，怪客穿著十七世紀歐洲瘟疫醫生的裝束，全身黑袍，頭戴一頂圓帽，臉上戴著面具，面具鑲有兩顆玻璃眼，還有十分特出的、鳥喙一般的長嘴。如此穿著，是可以嚇倒小孩的，於是有人向當局投訴。似乎倫敦也有類似的現象，瘟疫醫生還被拍得在便利店付錢買東西。

諾福克的瘟疫醫生，警察最終發現那是一個悶極無聊的青少年而已。相信倫敦的也是因無聊而出現吧。

古代正牌（右）與今天假冒（左）的瘟疫醫生

原裝正版的瘟疫醫生在歐洲自中世紀直至十七、十八世紀，是對抗鼠疫的前線醫護，會獲大小城鎮重金禮聘的。他們的鳥喙，是一位法國宮廷醫師的發明，喙內塞滿香草，因為當年的理論以為瘟疫源於瘴氣，香草可「淨化」瘴氣，從而防止瘟疫傳染——我們現在聽到了，可能會嗤之以鼻，儘管我們也要穿得像白色版的瘟疫醫生，才能直接對對付病症。但歐洲就算在鼠疫肆虐、令成千上萬人死亡的世紀，也有人覺得瘟疫醫生的鳥喙面具奇怪至於有趣，令面具成了威尼斯嘉年華的一種流行面具。瘟疫醫生甚至是古代意大利即興喜劇（Commedia dell’arte）的「行當」之一，常常在街頭演出中粉墨登場。

原來口罩與面具十分有用，可以幫助你匿名辦事、防止病毒傳染、嚇倒小朋友、消遣解悶、在嘉年華會中恣意享樂，更可讓你戴著演出喜劇。那我們為甚麼還要以真面目示人？以後都不用拋頭露面了吧？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之末，香港以至世界給我們的啟示，竟是藏起臉孔的好處。

（2020年5月20日）

圖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簡介：麥華嵩，香港出生、長大，近年居於英國，於劍橋大學任職教授。大學畢業後愛上寫作，曾於香港不同媒體發表關於古典錄音及本地演出之評論與導賞文章，現時為香港《Hi Fi音響》雜誌撰寫古典音樂專欄。著有藝術欣賞隨筆集《極端之間的徘徊》、古典音樂小史及隨筆集《永恒的瞬間》、散文集《眸中風景》  、小說《海角‧孤舟》及其他散文集與小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