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炳釗

三月乍暖還寒，中醫師對我說，「你，氣虛濕滯。」而我總認為，情況比醫師說的更重。

 

季節的交替，過去這些年一直是以一種熟識的符號寫在我的電腦檔裡：排練期、演期、ADC、HAB、LCSD「死線」、Art Fest，海外交流活動，等等。我和其他同代劇團工作者，把計劃書填得滿滿，無縫地打造了大家稱之為業界的東西。然而，在過去一年，這種整全的歸屬感，有序的視野驀然被瓦解了。經歷了八個多月的抗爭歲月和不見盡頭的兩個月抗疫生活後，我的劇團和大部分的本地藝團都面臨相同的困境，節目或取消或延期，一整年好像就這樣報銷了。在「前進進」二十周年過後，我原本以為可以用一年時間進行過渡，沉澱下來，確定新的工作方向，現在心知這過渡期恐怕要再多一兩年，甚或更長的時間。

 

相比於整個政治困局，藝術時鐘暫時停擺，其實沒甚麼大不了，甚至可能還是一些改革者心裡的渴望。而我也很慶幸，去年的愛荷華交流活動，讓我提早適應了節奏緩慢的隔離生活。

 

 

未來回頭看，我們將會記住這漫長的一年。六月抗爭，二月抗疫。這兩個突如其來的不安時刻，恰巧與我過去一年兩個工作計劃碰個正著。去年排練《泳池（沒有水）》第一週剛開始，便爆發了反送中運動，到今年排練《聽搖滾的北京猿人2021》，在排練前一週，則遇上武漢肺炎的爆發。抗爭與抗疫，是兩碼子事，但其中不穩定和未知的因素卻是一致的。不安、憤怒和恐懼籠罩著排練室，而劇場則被社會隔絕在外，這種狀況是我們這一代活在溫室裡的藝術勞動者以前還不曾體驗過的。面對比藝術更強大的力量，我們節節後退，調整部署再調整，無力地質疑藝術的無用，蒼白地高舉劇場的當下性和專業操守。可是，這一年的動盪不安極速地把本土的文化藝術邊緣化。劇場甚至是最脆弱最不堪一擊的一環。這提醒了我們，香港的劇場是在七十年代，六七暴動以後，躲在防暴盾後，與清潔香港運動同步建立起來的。我們的城市以驚人的速度建構了多元多彩的劇場風景，同時也把奧古斯丁艾博的「被壓逼者劇場」簡約地只保留下「一人一故事」，而把更激烈的論壇劇場和其他劇場形態拋諸腦後。今天，當我們要更靈活出擊的時候，卻只能坐困愁城。多年前，我曾經在《hamlet b》裡揶揄文化產業，讓主角哈姆雷特拿著麥克風高昂地吶喊：「我的戲如果要繼續上演，將會在一個動盪不安的時代演出！」但現實是，我們的產業單一，手上沒有任何工具，可以讓我們走上前線，更遑論在公共空間中豎立起新的標竿，建構新的劇場。而更殘酷的是，場地和資源緊緊扼著我們的咽喉，規條和專業身份認證蔑視著大部份同業的付出和存在。救市不救人，說明在政府眼中，從來沒有所謂藝術家這回事，而只有機構和功能組別。

 

這一年，在藝術停擺以外，有太多值得我們思考的東西。

 

還記得去年六月在牛棚劇場，「前進進」凝聚了一群年青演員，大家熱情地討論，在工作坊中摸索。那是反送中未爆發的第一週，人人高度集中，全情投入，即使已預見社會運動山雨欲來，但藝術與抗爭之間的界線仍然是鮮明的。然後這條界線受到挑戰、衝擊，年青演員持續衝上街頭，停排，支援罷工，然後是更投入的參與和全方位的支援，衝得更前，吃更多催淚彈，疲憊，生病，挫敗，沮喪，回到排練室仍忍不住不時打開手機看最新消息，但到最後，在運動稍為歇息之際，演員都能及時重拾藝術創作的心情。新世代的熱血和迷茫有時會超出我的想像，「前進進」連續兩個演出計劃都有參與演員被捕，痛心之餘我倒覺得是意料之中，但當我聽聞有人在一個海外演出出發前說，警察再開一槍的話，我們便會罷演，把一切拉倒！兩者的連繫，其中的憤懣和困惑，倒是不容易完全理解。

 

太多未及消化的事情，疫症已然接力，病毒駐場，結果劇場再一次成為被隔離的目標。問題是講求群體協作的劇場工作，在排練室裡，又如何能做到人與人保持一米的安全距離？感恩的是，《聽搖滾的北京猿人2021》的團隊似乎都沒有給鋪天蓋地的消息和數字嚇倒，儘管演期押後但我們如常排練，比起以往，演員顯得更開放和投入。我相信，大半年的動盪和抗爭，打造了年青人的剛毅。抗爭與抗疫，兩次經驗，一再讓我們學懂放下，同時信創作的堅持。過去一年，我在年青演員身上，看到了藝術與社會之間的糾結和角力，也看到他們的成長，在迷惑中逐漸自信地付出和承擔，新世代的劇場人正在把社會的抵抗經驗，潛沉積聚到藝術的探索和抵抗裡。我如是期盼。

 

不過，說實在，長路漫漫，有時一覺醒來，我會渴望能夠回到那些風平浪靜心無旁鶩做藝術的日子，然後，《午睡》的台詞又會在我耳邊響起：「害怕也沒有用！民主回歸的日子已經到臨。」那是八十年代的聲音，然後是一陣氣血不暢的暈眩。

 

照片由前進進戲劇工作坊提供

 

作者簡介：前進進戲劇工作坊藝術總監，資深劇場導演、編劇及節目策劃。八十年代開始活躍於香港劇壇，個人劇場創作多年來堅持關懷時代。近期作品包括《會客室—Best Wishes》、《對倒．時光》、《午睡》、《後殖民食物與愛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