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風雨飄遙的日子裡，我很榮幸可以代表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到台灣分會出席年度論壇，站在對岸給自己留一點空間思考萬馬齊暗中反思當代藝評的挑戰。承接上一年的年度論壇，本年度的論壇仍有跨領域的特點，由劇場創作到鄉村藝術活動的實踐、媒體的獨立性再到文化空間政治皆有涉獵。本文將盡力選取與藝評相關的部分，回應在當前社會政治形勢下當代藝評的挑戰。
科層體制外的藝評
台北場次的首場討論就以「｛勞動｝活勞動與死勞動」為母題，藝評人王聖閎深入淺出地分析了在新自由主義的資本運作下藝文科層體制（bureaucracy）的藝術生產，王以藝術家Christo & Jeanne-Claude夫婦的作品說明當代的藝術家如何處地受制於科層體制，諸多行政流程，如說服公部門、機構的能力；或撰寫企劃書、舉辦社區里民說明會、出席聽證會、法院等等已經成為藝術家需要具備的基本能力。無法適應者，將難以獲得公／私部門藝文機構的資源挹注。另外對於各種申請表格就如會上引錄的美國公共人類學家David Graeber著作《規則的烏托邦》（The Utopia of Rules）一書所言「全面性科層化」一般，在生活中幾乎無所不在。一如香港藝術發展局和其他私人基金會中不同資助的申請表格，他們多以英才制（metritocracy）為基礎，希望通過申請制度建立一個中性、無私、形式化的篩選工具，以達致一視同仁、比較公平。但是這些充斥著勞動規訓、社會控制的申請表格往往產生出許多「光彩奪目但空無一物」的科層語言。例如：願景、特質、利害關係人、卓越、創新、最佳方案等等。創作的邏輯慢慢地變成科層體制的邏輯，需要得到公共或私人資源支持創作就必須接受、遵守其遊戲規則、變得溫馴、或給馴化。年輕創作者的日常生活的節奏和日程表，似乎被各種藝文獎補助的截止日期控制著，日常生活中種種不可言說的意外，神秘黑幕底下的創作過程似乎都要被規章。在藝文科層體制成為一種必然底下，我們是否還有可能去想像完全沒有成果和願景的作品？我們可否免卻實際執行的考量去創作？對於作品成效的判定其實我們一路以來就是用甚麼準則衡量呢？
回到香港藝評的處境，我們似乎比一般的藝術創作者處一個更為尷尬的境地，藝評位於科層體制的邊緣，香港沒有藝評人的年金計劃、沒有台新會、沒有表演藝術評論台，如果留意藝術發展局的項目資助和青苗計劃藝術評論更不是其中一項可以申請資助的範疇。從另一個角度看，藝評是否能夠逃脫藝文科層體制的規範呢？但在缺乏資源之下，香港的藝評人又可以如何發展出長期的計劃持續地成長？例如有沒有可能實踐針對某一藝團的追蹤研究計劃，實踐駐團藝評人的制度？如果要在體制之外尋找資源，答案是市場嗎？但像藝術評論這種沒有實體而且小眾的「產品」 又可以如何走向市場，接受市場的檢驗，在市場中競爭？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去年適逢成立廿五周年便有推出動行者：藝評人自我探索計劃，是本地首個完全由藝評人自主策劃、主動設計的學習計劃，藝評人可以就自己的經驗、需要、興趣與期望，自由策劃並造就自我探索。像這一類在科層之中高度自主且具一定持續性的獎助計劃有沒有可能成為一種恆常資助呢？如果融入到藝術發展局的體制之中，又可以如何保持審查的開放性？接納可能沒有成果，具前瞻性的研究計劃呢？除了這種由下而上的申請模式之外，我們又是否可以大膽想像其他分配資源的方法？可否採用一種藝術總監的制度，投資到特定的藝評人身上，同時避免偏私的嫌疑？
回到公共資源的背後，其實我們需要對話的對象並不是科層體制，而是整個社會，默默付出一分一毫的大眾，表格之外藝評人要回應的是自身工作的社會價值，是藝術評論對社會的必要性。
社會運動中的劇場
年度論壇之中大家都談及不少台港澳三地的社會抗爭，由澳門的文物保育政策再到台灣的原住民土地權益，還有如火如濤的香港反送中運動。在劇場與都市：街頭之後的討論場次上來自香港的藝評人鄧正健就分享了社會街頭運動對於香港劇場發展的影響，由於街頭劇場似乎在香港沒有太大的影響力，加上抗爭之中大家所做的佔領行動和其他傳遞物資的集體訊號都往往比劇場之中創作的作品更為有力，所以似乎劇場沒有完全走出街頭，反而留在劇院之中作出「事後回應」。整體而言，從雨傘運動到反送中，街頭都產生了不少抗爭的視覺符號，例如人龍、黃雨傘、直幡、黃色雨衣人等等。對於劇場之中事後回應的創作，鄧正健有五大分類：
- 視覺再現：將運動現場的場景重新搬到舞台之上，再現當時的視覺元素和經驗；
- 歷史見證：以紀錄劇場的方式紀錄社會運動的方方面面；
- 個人創傷的治療：以劇場處理社運動失敗及理想幻滅所帶來的創傷；
- 集體情感和政治：透過例如前進進戲劇工作室《會客室》這種參與式劇場捕捉並且分析特定群體的情感狀態以及政治取態；
- 想像（力）共同體：以劇場想像香港的前世今生，尋索屬於香港人的命運共同體。
面對這些社會運動衍生出來的劇場作品，藝評人在評論這些作品時必須對社會脈絡更為敏感，在意見如此龐雜的社會運動之中如何能夠多方面地了解不同人的立場和想法是一大挑戰。尤其對於第三類作品，涉及個人非常私密的感情，藝評人極有可能無從得知這些情感和想法。以當日分享的演講者黃思農在香港演出的作品《大驅離》為例，若不是聽到當天他分享整個創作的心路歷程，基本上我無法確切地將《大驅離》 扣連實質特定的社會運動事件，只能停留在表層的意象和符號以及模糊的情緒，無法進一步進入創作者和公眾複雜的思辨。面對這一類型的作品，藝評人是否應該擔當更為主動的角色，去訪問創作者以及多加留意創作過程？但與此同時這又是否跟「作者已死」的精神違背？
回到街頭，我們應該如何處理像香港之路這一類文化行動，將其納入評論的視野？要如何全面地紀錄和評價這些作品？街頭上可能出現的隱形劇場、突擊劇場、論壇劇場，在完全融入當下情景的狀態下我們又可以如何盡力地覺察他們的存在呢？我們需要一套怎麼樣結合社會行動和美學的框架內去審視這一類作品？
藝術評論其中一個作用就是典藏當下即時的藝術作品，以供後世參照。近日西九文化區的視覺文化博物館M+拒絕收藏任何「反送中」物品，就更顯得存活在科層體制之外獨立藝評人的重要性，要利用我們不受任何政治壓力或收回政府資源的威脅之優勢努力記住當下，故此發展出一套全面的評論機制和框架以容納街頭種種可能出現的作品是當前迫切的挑戰。
評論的獨立性？何謂獨立？
是次的年度論壇還有邀請其他媒體工作者出席，大家談起獨立評論與獨立媒體，才發現一直理所當然的獨立性其實定義十分模糊，並不存在劃一的共識。以台灣的脈絡來看，起初的獨立是相對於國家官方喉舌，獨立於國家的意識形態之外。進入全面市場化的階段，獨立媒體似乎站在商業盈利的對岸，但如果觀察網絡媒體的生態又不全然如是。在新自由主義下分工更加破碎，四處飄蕩的獨立評論人與這些網絡媒體的關係就更為曖昧，一方面要跟網媒的盈利站在同一陣線，需要迎合讀者的口味，顧慮點擊率，同時也要保持獨立的頭腦作出精闢的評論。在台灣接受公共資源年金計劃的藝評人，資源上跟國家無法割裂，但同時獨立於國家的意識形態。由此可見，徹底的獨立性可能並不存在。回望香港的情況，藝評可能處於最邊緣的位置，既沒有直接得到藝術發展局資助的可能，同時間又看不出有甚麼資本市場的空間接納。唯一可能的「大台」就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本身，但同時香港分會也是受藝術發展局資助的團體，獨立性始終位於一個朦朧的狀態。或許要做到真正的獨立並不在於從屬任何組織的關係，而是在於如何捍衛評論人言論自由的空間，如何可以在業界內訂立出約章，在面對白色恐怖的威脅可以在互信的基礎下互相守望，集體行動。
照片拍攝：國際劇評人協會（台灣分會）
作者簡介：香港大學文學院學生，主修藝術及比較文學、香港大學Cultural Leadership Youth Academy成員。曾任校園藝術大使、香港藝術中心青少年藝術導賞員，並曾獲青年文學獎、李聖華現代詩青年獎、藝術同行2014最佳表現獎等。公餘任練習文化實驗室市場策劃總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