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敏文
記憶是奇怪的。1989年，初到美國升學，在波士頓的鄉郊，在未有互聯網的那時，沒有看新聞習慣的我，陶醉在校園的美好生活中，除了每周跟家人通一次長途電話，基本上與世隔絕。那年四月，放假回港不過兩星期，印象中，卻無論是4月15日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4月23日學生宣佈罷課遊行、以至5月13日學生開始絕食、18日吾爾開希穿着病人服跟李鵬對話、19日趙紫陽到天安門慰問學生等，一切彷彿也是我置身於香港，跟所有香港人同步看著那些新聞畫面似的清晰、深刻。
那個春夏之交，彷彿有一個我在香港追隨著新聞，同時又有另一個我在美國的校園內無憂無慮的享受著最後的高中生活。為甚麼會這樣？我始終弄不懂。
但6月4日的回憶，卻只屬於美國。那天是高中畢業禮，我代表畢業班致辭。早上知悉鎮壓的消息，卻沒有打開電視去看血腥的新聞片段，只因眼前的人生太美好，遠方的鮮血只能化作講辭中兩句傷感的句子，然後便消散了……
直至回到香港，才重新貼近全球華人在那刻的脈搏，感受著那份難言的傷感、悲憤。只是暑假後，再次離港唸書，一切又放下了。記得出席了最初幾年的六四晚會，然而大學畢業後，工作、愛情、朋友、理想，人生有太多東西需要探索、享受、兼顧、處理，開始只會在五週年、十週年才會走進維園，聊表心意的燃亮起燭光。我記得，曾經在街上見到司徒華先生仍在聲嘶力竭，甚至心想這麼多年了，是否還必須如此執著？
《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
然後，一晃眼，二十年。低迷了多年的六四集會，再次迎來了高峰，很多人重新走了出來。那年，幾位年輕人成立了六四舞台，希望以戲劇的形式讓更多年輕一代認識六四，他們的第一個舞台劇《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找了我演出。
當我翻開劇本，重看當年的資料時，中間的二十年忽然消失了，曾經遺忘了、放下了、甚至有點抗拒再觸碰的一切，重新湧現心頭，時間彷彿無縫接駁般回到了1989年，曾經有過的感受全然無損地再次成為了我的一部分，而且不會再丟失了。
此後十年，多次參與六四舞台的製作，編或演過當年的香港記者、北京學生、流亡海外的學運領袖、天安門母親等……只是這十年，其實更是香港自身的轉變讓我對六四有了更深邃的思考。
首二十年，身為香港人，感受再深，始終有點隔岸觀火，深知岸的那邊再黑暗，這邊卻是安全的。我們可以吶喊；可以成為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那隻黃雀；可以年年哀悼，不用付上任何代價。然而，從2012年開始，一切再不一樣。在未為意間，原來我們的天空早已暗了一大片，河水把井水混濁了，世事變得黑白顛倒，理應只出現在課本的指鹿為馬，如今趙高竟然一個個就那樣大模廝樣的出現在我們眼前。我們跌進了一個從來不熟悉的荒誕境地，而為著驅散一切的不正常，我們很忙碌，我們反國教、反政改，甚至在夏愨道上，承受了87枚催淚彈，有了我們的雨傘運動……
《傷城記》 《那年我的孩子十七歲》
那段期間，我寫了《那年我的孩子十七歲》，兩個十七歲的主角，一個在六四時的北京，一個在當下雨傘運動中的香港。兩場運動，針對的是同一政權，參與的，都是滿懷理想的年輕人。六四遠了嗎？也許，但六四的精神，卻是前所未有的貼近我們。
三年後，我寫了《傷城記》，關於一對當年邂逅於六四集會，因相同立場而相愛、結合的香港夫妻，如今卻因為政見一藍一黃而導致婚姻出現危機。我想探尋改變從何而來。三十年前譴責政權的，如今已有太多變成大力為其護航，這些人總有堂皇的理由，我開始啟悟，改變也許不是重點，堂皇才是問題所在。
無止境的堅持，太艱難，自己也離開過、冷淡過，能夠理解。但坦白承認吧，接受自己只是凡人、不夠偉大、不夠堅強、會軟弱、會累、會想逃避，那就逃吧，躲開吧，只幹喜歡的事、專心尋找小確幸去，因為總有一天，機緣到來，心內的餘灰會重新燃起，會發現初心仍在的。只是，千萬別要為了令自己好過點，而為這些改變尋找堂皇的理由，別要把改變合理化，別要嘲笑往昔的自己愚蠢、可笑，如今才是更理性，甚至是更偉大的為大局著想，因為這樣必須先把靈魂扭曲，而扭曲了的靈魂，再難重尋回頭路。逃避不一定可恥，只是把逃避美化，卻會讓人真正踏上了無恥這不歸路。我在提醒自己，時時刻刻的提醒自己。
六四過了三十年，雨傘五年，我們都在學習如何在無法看到終點時仍一步步的堅持下去。從89年走過來的我們，很清楚如今是更黑暗、更艱難，但挺著吧，身先士卒，未必人人可以，但在心內記住，拒絕遺忘，總能做到的，對嗎？那管外在世界正失控崩塌，只要心靈深處，人人能緊守一片淨土，當時機重臨，我信民主、自由不會永遠只是空想，我們終將能把它們捉緊在手上，在歷史的長空揮筆疾書，還這兩場運動的死難、被囚者一個遲來的公道。
照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簡介：愛寫、愛演、愛藝術，最愛自自由由，逍逍遙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