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瑞士劇場導演米洛．勞（Milo Rau）聞名已久，但要到去年香港話劇團及西九文化區合辦的「香港國際黑盒劇場節」才有機會看到他的作品。那次選演的2016年作品《五段小品》（Five Easy Pieces）的演出形式及背後的思維，給我不少衝擊；今年四月在台北「台灣國際藝術節」看他另一個作品，去年五月在比利時首演的《重述：街角的兇殺案》（Histoire(s) du Théâtre – La Reprise），讓我更明確地看到：米洛．勞是一個依然相信劇場仍有其社會功能及影響力的行動主義者，而且竭力地藉著劇場去嘗試打開觀眾的眼睛，讓觀眾看清楚世界上到處存在的暴力和不公義，反省我們在其中的位置和人性本質。同時，他又提醒觀眾，劇場並不只是一個演出「成品」，一個只讓觀眾沉進故事當中的地方。

Milo Rau（網上圖片）

米洛．勞的作品，不論是劇場還是電影，都是關於充滿爭議的真人真事。不管是探討歐洲或已發展中國家在第三世界事件中的位置或角色，如《剛果裁決》、《仇恨電台》，還是如《重述：街角的兇殺案》（《重述》）及《五段小品》（《五段》）般駭人聽聞的案件，米洛．勞選擇將之呈現觀眾眼前，迫令我們直視。

看過的兩個作品，內容雖然不一樣，但可見他一致的創作態度及手法：《五段》及《重述》的——前者是關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於比利時發生的連環殺童案，而後者則是早幾年比利時列日市男同志薩能．賈非被凌虐致死的案件[1]，但創作手法及呈現方形大抵相同。兩者均透過深入的田野調查，多角度呈現事件，演員中必有素人演員，舞台上由選角試演開始，到排練過程，演出事件的經過，演員表達對角色或事件的看法，都一一展示觀眾眼前。不過，《重述》是他出任根特劇院藝術總監，發表「根特宣言」後首個作品，內裡更清晰地呈現了他對劇場的立場和看法。

平庸的邪惡

在《重述》中，一開始，演員以送薄餅的速遞員自喻，指出速遞員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薄餅──也就是演出要講的內容／信息。因此，也讓我先談本事，再論形式，儘管在米洛．勞的作品中，兩者其實是緊扣一起。

 《重述》的構思，來自其中一個演員Sébastien Foucault，他在列日讀大學時到法庭旁聽此案，對於法庭上和媒體如何「二次謀殺」案中的死者薩能．賈非很是震驚，米洛．勞與其團隊由此出發，訪問了死者父母、前男友，以及其中一位謀殺犯Jérémy Wintgens。五幕劇中的三個章節便由此組成。因為兒子的同志身份而變得疏離的父親與母親的對話，賈非與男朋友在酒吧內的歡聚，Jérémy向女友求歡被拒而憤然外出。這些素材都是創作團隊通過訪問和資料搜集而來，通過這些場景演繹，我們認識到賈非的一些背景故事，也看到殺人者並非大奸大惡。在幾個普通人相遇的一剎那，也許因為一句話、一個動作而惹出如此的悲劇。而在這個由即時情緒引發的慘劇中，恐同情緒或社會環境又有多大的關係？

攝影：張震洲 

演員在演出中會跳出角色，以自己的觀點評述事件，像素人演員Fabian Leender提到他所飾演的Jérémy在訪問中說過：若果當日留在家中，也許就不會發生此事；又或者賈非說過的一句：「你們沒有含過那話兒嗎？」，就成了法庭上辯方或傳媒眼中合情合理招致殺人之禍的原因。當中折射出的恐同思維，叫人不得不反省當下大眾是如何看待小眾。

當舞台上來到第四幕殺人這一場時——儘管我們知道演員不是真正的踢下去，又或者對賈非撒尿，但在昏暗的燈光，隱約看到的動作與揚聲器傳來的動作聲，是如此逼真，叫人深感不安。米洛．勞這一場暴力戲的處理，叫我想到「直面劇場」，那種赤裸裸地迫觀眾直視事件的過程，叫人無法迴避人性中的陰暗。一次沒有因由的殺戮顯示平庸的邪惡就在四周。

再現成為真實

演出中不同的場景，既在舞台上的銀幕上播放，也在現場由演員真身演繹。現場的攝錄機的擺放，製造了實時錄像的幻像，但實際播放的片段，在極細微的不同步或動作差異中，觀眾會發現片段是一早拍攝好的。米洛．勞這個處理，令人質疑所謂舞台的真實，帶出舞台並非在於重現現實世界和事件。他認為劇場創作至演出，都是觀眾有權目睹的過程。因此不論在《五段》，還是《重述》，都是由選角試演開始，創作過程每一步都放在舞台之上。當中也許有藝術上的剪裁和修整，但基本上都是真實過程的呈現。而《重述》結構更清晰，劇場非重演現實這一點也更明確：在主要故事以外，我們還認識了這些在當地招募的演員的背景故事。像演賈非母親的素人演員Suzy Cocco，因為退休金微薄而靠替富人遛狗賺外快，而Fabian則與Jérémy一樣因痛患而被迫放棄本來的工作，因為經濟環境不佳而失業，甚至擁有同一款汽車。雖然我們對其他三個謀殺犯所知不多，但從演出中，可以知道他們跟Jérémy同樣是失落無業的年輕人。

整個演出中，演員在舞台上的身份就是演員，只有在演出事件的不同場景時，演員才是角色。這種出入角色叫人想起布萊希特的間離手法，但又有所不同，因為在《重述》中，因著素人演員的當地背景，觀眾對事件又有了多層次的理解。因此，《重述》並不只在於再現賈非被殺案，而是一次重現這件事的旅程再現。這當然與米洛．勞認為劇場不可能重現真實事件的想法有關，他曾指出，因為無論怎樣努力，劇場跟真實情況總會有落差。

序幕中，演員Johan Leysen提到《哈姆雷特》中國王鬼魂的一段獨白，指出歷來製作如何利用煙霧、燈光及音響等去營造這一場的氣氛。但那又怎會是真實？尾聲時，被殺的賈非鬼魂在煙幕、燈光中出現，呼應了開場的這一段，叫人思索經典劇作對死亡的處理。

米洛．勞種種的設計，在於強調劇場無法重演現實之餘，而劇場的真實就是再現本身，而劇場在重現事件及創作過程時，正要引發觀眾思考自己的角色與位置，即其根特宣言中提及的劇場改變現實的功能。看著賈非被殺的故事，很難不自忖其實是否不可避免。而演出開始時，演賈非的Tom Adjibi在選角試演時說了一個故事：曾經有個演員在台上放了張椅子，上面吊了個繩圈，他計算過，若自己把頭放進圈內，他有二十秒時間才斷氣，若果觀眾上台救他，他就能倖免一死。到演出最後，觀眾看著Tom把椅子、繩圈都擺出來了，然後他站到椅上，把頭伸進繩圈。那一刻相信大部分觀眾都在擔心，要不要上台救他，還是不該打斷演出……終於他放開繩圈下來。在戲劇的舞台上，我們猶疑著該不該行動，但在現實中，又是不是終會義無反顧？

在兇案發生的一幕後，演員Sara Bosschere背誦了波蘭詩人辛波斯卡（Wislawa Szymborska）的《劇場印象》，談到悲劇演出的第六幕，也就是謝幕的場面。當一個個飾演不同死亡角色、戲服未脫、滿身血迹的演員站到台前，標誌著演出完結。觀眾對這些死亡事件的來龍去脈，原因、過程及結果，了然於胸，觀眾得到了精神上的淨化。然而演出中的角色可以死上百次、千次，但真正的死亡如賈非只有一次，而且致死的原因可以是不明不白，最終的解脫其實並不存在。

劇場設計配合題旨

米洛．勞的有話要說並不是口號式的宣言，大概因為他的社會學及記者背景，讓他每個作品的資料搜集和研究都做得仔細，將一些大眾很容易下判詞的事件，抽絲剥繭、層次分明展示觀眾面前，讓觀眾自行思考。而且，他並沒有犧牲劇場美學。雖然他要求舞台佈景的設計能輕易運送，容易巡演，以求把作品帶到更多不同的地方。舞台的運用、燈光的設計，及錄像的應用以帶出不同的層次等，都顯示出他對劇場的掌握，而且也與其表達的中心題旨相符合。

米洛．勞是一個劇場的行動主義者。看罷他的作品，也叫我相信劇場的而且確仍有其社會功能及影響力。

參考資料：

1. 2019台灣國際藝術節場刊
2. 《和Milo Rau的訪談全文》，彭晴文著，原載作者臉書。
3. 台灣《表演藝術》雜誌三月號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