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大多數人來說，六四的記憶是一宗公共事件。我對六四的最早記憶，是我親眼目睹我的一位小學老師，當著全校師生面前掉下男兒淚。那時我並不明白，那場遠在千里之外的屠殺，為何會令我這位一向表現剛強的老師如此失態呢。許多年後，我仍然記得這位老師，他是我記住六四的最直接方式，但同時我亦意識到，他的悲痛——應該還滲雜著忿恨——乃是出自某種集體共同感，我們有時會稱之為「民族意識」或「愛國心」，但在另一些時候，我們反而堅稱，這是一份超越狹隘國族觀念、視「全人類」為個人認同依歸的世界主義式人文精神：我們單純地為殉難者而動容，也單純地為屠夫政權而義憤填膺。

然而，即便情感再烈，一般人（或者我只能代表我自己說話）永遠只能在一定情感距離以外去悼念六四：我私下並不認識任何一個死難者，我無法把對六四的公共情感私密化。「六四舞台」今年邀請莊梅岩創作的「六四劇」《5月35日》，卻是以一個最私密的六四記憶為題：一個母親對殉難兒子的悼念。

攝影：Cheung Chi Wai

我打算從此劇的結局談起。劇裡說到丈夫阿大代替妻子小林到兒子哲哲的殉難地拜祭，並要開始失憶的妻子努力想像他拜祭的情形。當阿大離開，小林獨坐在空洞的家裡，想像便從丈夫的行動慢慢轉到一個沒有監控的國度，舞台上寫實的家居佈景被撤去，剩下一個想像的空廣場。一個飾演兒子靈魂的青年演員出現在小林面前，漸漸地，聲音自遠而近，一群青年演員自台後浮現，小林不自覺地便遭人群——或應說是亡魂之群——掩沒了。最後他們來到台前，向觀眾席發出莫以名狀的吼叫。

很重的一下收筆。它令我想起一首流傳於1976年天安門事件的舊體詩：

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

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

鬼為何叫？我為何哭？在面對一群壯烈犧牲的英靈，我們會有兩種情緒：一是悲傷，二是怨恨。這個戲劇結局流露著一份沉著的恨意，正是來自那個英靈們在怒吼的場面。但全劇的主調子卻是以小林看似淡然的悲傷，帶動著回憶裡的暴怒和忿恨。編劇莊梅岩以她擅長的筆工，構寫了一個單一行動的戲：小林要在臨死前拜祭亡兒一次。這是一個天安門母親的故事，卻非我們在媒體中所認知的，小林三十年來沒替兒子的死發過聲，沒上訪過，也未曾冒險拜祭過。換言之，她是一名「沉默的母親」，而整齣戲就是關於這個「沉默的母親」如何打破沉默，以行動宣示：她並沒有忘記兒子。

全劇由「準備拜祭行動」和「六四回憶」兩條線索驅動，也展示了小林兩個截然不同的性格面貌：年老小林是一個普通民婦，而回憶中的中年小林則是一個剛烈的死難著家屬。劇中以小林身患絕症為引，解釋了她為何要突然要打開封存多年的兒子房開——不是兒子的實體房開，而是象徵關於兒子記憶的記憶房開。這一略嫌戲劇化的設定，將小林塑造成一名正要自我完成的內心英雄：她曾幾何時將關於兒子的記憶之匣關上了，直至人之將死，才決心解決三十年來也懸疑未決的內心鬱結。

可是，記憶之匣是在甚麼情況之下關上的？戲中沒仔細交代。我們只知道當年兒子殉難，小林曾發瘋似的要向丈夫、小叔甚至政府追究責任，但這種怨恨是如何被壓下去？又怎樣在三十年間被淡化？觀眾也不清楚。我們只知道，這場關於處理記憶的戲，並非僅僅把被關上三十年的記憶房間之門打開，也同時將小林半生的情感鬱結盡然釋放。

問題是，戲中並沒具體處理這種過程。垂死的小林對丈夫是單純的老伴之愛，卻對於三十年前他怎樣欺騙她、令她無法見兒子最後一面一事既往不疚；她曾因兒子慘死而瘋狂咒罵政府，三十年來好像忘記其事，到了現代又忽然咒罵起來。我對於小林某些對白過於大義澟然地批判暴政，是心存疑慮的，那是否只為滿足觀眾對歷史公義的要求而寫，而不像是這樣一個沉默母親會說的話？尤其是，故事發生在北京民間，在這個高度靠近極權監控的場景裡，那種政治和生活上的抑壓，對小林的情感又有何甚麼影響？劇中都未作刻畫。

小林曾經高調地說，六四不用平反，因為殺人政權沒資格為死難者平反。這種極端的反政府之言，顯然都不大會出自我們所知道的天安門母親之口。編劇莊梅岩似乎為因為「六四劇」這一大題目，有意無意把一套超過小林這一角色所能承受的道德價值觀放進戲裡，而這套價值觀，正正說明了我們為何要用戲劇形式呈現六四：記住六四，不只是要記住死難者，更是要記住一個殘暴政權在人民身上留下的血債。

攝影：Kit Chan

因此，戲中結局才會把一個母親記住亡兒的故事，突然轉化為一群冤死亡靈的怒吼。從情節和人物上說，全劇處理確是不夠寫實，但為著要「灑淚祭雄傑」，這結局其實大有「揚眉劍出鞘」之勇態。全劇故事以小林私密內心入題，最後卻由大實轉大虛，並帶進有關六四的歷史命題，這除了是莊梅岩的硬筆外，導演李鎮洲的舞台調度也表現出強勁的斧鑿之力。

劇的結局顯然是悲觀的，唯這種悲觀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呢？故事講到小林最後不良於行，也漸漸忘記了她的願望。丈夫阿大怕妻子等不到六四紀念日，便騙她日子已到，最後在公安干預下，他只有獨自逃離家園，並著妻子想像他的拜祭行動。小林終於也沒有在現實上完成心願，但正是丈夫要求她「想像」，反而讓小林心靈得到更實在的慰藉。消極地說，阿大此舉只是精神勝利法，我們甚至不知道是否真能完成小林願望，或許一切都是徒勞。但若積極地說，「想像」本身就是一種抵抗壓逼、抵抗遺忘的最後手段，而在小林身上，「想像」更有著整合自我、消解情結的作用。借心理學家榮格的學說，想像自我的內在對話，是完成自我個體化（individuation）的有效方式。榮格將之稱為「積極想像」（active imagination）。

對六四的集體悼念，本身就是一種積極想像。每年的維園燭光，或只是在社交媒體上的隻言片語，都是個人透過想像與互不相識的亡靈對話，藉以完善自身對歷史和公義的種種價值觀和情感結構。近年我已不再踏足維園，不為政治，單純是不願鋪張地悼念而已。然而對於一直有人污衊六四的悼亡活動，我始終耿耿於懷。那不是因為那些言論超出了我的道德底線，我只是痛心於有人甘願放棄面對歷史傷痛的大好機會。

作者簡介：居於香港，文化評論人，偶而寫詩，小說及劇場文本。修讀文化研究出身，曾任阿麥書房文化經理、《字花》編輯，現職大學講師。曾發表劇場作品《（而你們所知道的）中國式魔幻》（編劇，2015）、《安妮與聶政》（編導，2018）。著有個人文集《道旁兒》（2017），另編有評論集《憂鬱與機器──字花十年選評論卷》（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