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好說，我們真的離上世紀初的俄國革命太遠了。
1917年，俄國革命激烈地推倒了舊體制。2017年，拉丁美洲的當代劇場導演潘恩索迪（Mariano Pensotti）應百週年紀念之約，創作了這個講述三位當代女性如何纏繞在革命、理念與生活的亂團之中的「解放」故事，在今年的香港藝術節平台受邀上演。
最近，每當在正規的體制框架之中觀看此類政治題材作品，我總是在思考同一個問題：它們的「政治性 」，究竟能走到多遠？
作為南美洲的中生代導演，潘恩索迪在《三個女人搞革命》裡面所作的嘗試，也可以算是走了一段路。搶眼的當然是這個作品層層包裹的結構，有如一個套一個的俄羅斯娃娃，將三種藝術形式層層裹纏，形成了精緻巧妙的敘事層次：最外層是木偶戲，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個大學女教授，研究俄國革命，對俄國女性理論家阿歷山德拉‧哥倫泰（Alexandra Kollontai）情有獨鍾，過著典型的中產生活，擁有樹屋，可欣賞山間月色；第二層是劇場，木偶戲的主角一起去劇場看劇，這個劇則是有關一個德國女子自願到南美洲成為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的游擊隊員，當她歸來，面對著以各種方式理解和應對她「正義之舉」的家人；第三層則是電影，劇場的主角一起到電影院看一個拉丁美洲的電影，電影則聚焦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個電視女主播，主持政論節目，事業有成，但卻恍若在動蕩的地區衝突和社會不義之中無從找尋生活和生命重心。
其實這三位女性，各自有能力和權力，同時也很無力。已經爬到大學教授位置的卻無力掌握自己的私人生活，丈夫出軌，與女兒貌合神離，最後甚至試圖自殺，在夢中呼喊哥倫泰卻聽不懂她的俄語，除了一句「布爾喬亞」 ；而已經參與所謂最勇武游擊戰的那位年輕女子卻在睡夢中崩潰失控，裸露下體，情緒決堤，淪為最資本主義的蘋果企業的團隊培訓師，戰爭經驗被營銷經理荒誕挪用；表面上處境最好的升職主播，即便可運用金錢與社會地位去阿根廷邊陲的米西奧內斯省（Misiones）買歡，卻仍陷入一種童話式想象——對一個俄羅斯男妓的情感投射，最終旁睹非法工場，在荒野遭遇不明暴打。潘恩索迪所寫的這三個女性，形象鮮明，本應是貼身的，但作為一個女性觀眾，我卻在導演大量鋪陳的性場面和重重快速的政治概念和論證中感到暈眩，無從細味現代女性充滿張力和自省的處境，只是得到「身體解放即是性解放」、「充滿術語的對白便可取代戲劇情節和行動」、「高倫泰陰魂不散便暗示俄國革命尚有迴響」的印象，不得不說是失望和遺憾的。
導演直言「不相信藝術是社會改變的手段」，在作品中也通過角色之口一次次自嘲和解構意義，但同時大費周章地安排他的主角們要從現實進入藝術經驗，引用列寧那句著名的「該做甚麼」，令人對他的立場捉摸不定。我想起演出當中最內裡的那個故事：俄羅斯男妓在床笫歡愉之後，跟女主播說他也寫作。女主播讓他說一個，他說，有一個奄奄一息的人長途跋涉回到故鄉，回到自己的房子外，看見裡面的人很高興，只有他一個人在門外不開心，完了。
這可以是個毫無含義的故事。導演將一個不宣示政治信息的故事藏在最核心，按我的解讀，這本身就是一個宣言：藝術性即政治性。作為一個有經驗的劇場導演，潘恩索迪顯然聰明。在藝術節體制、文化小衆、劇場主流的框架下，靈活穿梭於多種的藝術形式和紛亂的地區議題之間，燃一場靜悄悄的以女性為題的所謂「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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