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藝術節委約作品《九江》以透過訪談研究黑社會文化為推進，觸及三名過氣「古惑仔」中年男人的往昔現況，和內地研究生在港融入遇上的衝突。編劇嘗試突破敍述黑社會故事的單層結構，描寫舊日風光與新香港人兩方人物如何適應新時代的社會轉型。雙線發展各有趣味，不少部分引起共鳴令觀衆會心微笑，拼湊起來卻斷裂牽強，末段恩怨回溯令主題模糊，脈絡欠清晰。
《九江》以「古惑仔」視角回看各恃勢凌人的惡行，以黑社會小人物「收保護費」、接載兄弟辦事等小事為主軸，人物設定並非作奸犯科的「江湖大佬」。此敘事角度令角色代表著大部分平凡族群，高不成低不就，有著過去風光，卻處於夾縫尋去路。無論是仍以江湖人自居、微薄收入僅足糊口的阿福，轉行至報館編輯、放下過去兄弟恩怨的阿發，或是轉任警員的阿凱，皆道盡了由以往於街頭作威作福到光環不再，退岀為生活打算的轉折。
《九江》除了觸及江湖人的緬懷，亦點出香港黑社會電影於華人流行文化的影響力，對照江湖人與黑社會電影沒落的共同點。內地研究生劉米拉選取黑社會文化做論文主題，源自於熱愛港產黑幫電影，顯露了不少對黑社會既神秘又如電影中凜然的美好想像及迷思。港產黑社會電影成名始於八九十年代，正值各江湖人物回昔風光之時，米拉代表著華人社會對此地道文化的崇拜。近年與內地合作頻密，香港電影題材因而受限制，惡人橫行的黑幫片風潮熾熱不再，亦與各人物退隱江湖命運殊途同歸。
劇中著墨最多的阿福為最完整的黑社會人物形象，其地位及距離卻隨著與內地研究生日漸接觸而拉近，透過人物地位轉折，呈現了由帶電影光環到走進人群、埋沒於為生活奔馳的時代轉變。他以舞台罕有的背台方式出場，與研究生劉米拉及阿發三人對談間流露不少氣焰，嚇得米拉正襟危坐，這充滿威嚴及神秘感的背台人物，與米拉對黑社會的認知相近。然而，兩人漸漸建立信任，米拉走進阿福設於架高台板下尤如天台屋的蝸居，生活環境凌亂不堪，兩人並肩而坐。除了樂於分享及仗義幫忙解決米拉的煩惱，對談亦交代阿福欠債纍纍，沒有完滿婚姻及子女關係，環保回收工作前路未明，不懂使用智能電話，與地下地上社會人際連繫脫節。由此明確、由遠至近的人物關係轉折，呈現了阿福由如電影中高高在上的傳奇江湖人物變為健談、樂於助人、具「義氣」，同時生活得過且過的貼地基層人物，具去魅作用及褪下光環，走到潦倒，今昔全非的慨嘆。
內地研究生劉米拉以黑社會文化做論文主題，故此追訪三位江湖人。作為連繫三人故事的角色，本可只從中輕微點岀內地派員監聽港人的憂慮，以及與本地同學難以融入等內容，反映現今社會的轉型。現卻花篇幅為她安排另一條敍事線，帶岀她租住地方時遇上麻煩業主、內地室友抱怨港男、利用港男運資買樓等情節，與主題關係牽強，甚至令焦點模糊。顯然，米拉的出現將三人生活軌跡重新接上，特別是阿福與阿凱互相指責對方貪生怕死而多年不相往來。加上職業身份對立，藉此訪談的機會及各持己見解決租務問題，可以更深入描述三人之間的矛盾。但除阿福以外，其餘兩人的故事被省略，矛盾亦未見關鍵或具社會批判，這可歸究於過多支線，整體劇情變得鬆散，凝聚不足。
結局高潮爆發，江湖事，江湖了。《九江》選擇了安排三人互相質問過往造成關係決斷的事件，儘管這貫徹全劇眾人不願多提的事件能勾起觀眾的好奇心，以此作結卻嫌力度不足，更是難以扣緊過去黑社會人物對現今社會的回應。無疑本劇集中由個人層面岀發，口述歷史滙集成深水埗九江街的集體回憶。若如編劇龍文康所說：「我並非要寫香港歷史，也不是要說黑社會故事，我是以社團和三個小混混做切入點，寫新香港、新香港人的形成」[1]，最後帶出三人都是貪生怕死之徒，或許可以解讀為上一代明哲保身的心態，但與年輕一代對比的意圖及線索不明顯。整體舖排脈落不清晰，更難於結尾點題，《九江》的意念雖具在地特色及反思，以小人物故事回應大時代轉變的焦點，卻於過多支線編排下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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