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正點劇團在香港藝術節演出了《契訶夫處女作》。這齣戲在場刊中見到是由安東．契訶夫（Anton Chekhov）編劇，並加上Ben Kidd和Bush Moukarzel合編兼合導。事實上，Ben和Bush不是將原本沒劇名而後來被其他劇團稱為《普托諾夫》（Platonov）的版本原原本本放到舞台上，長約五小時兼劇情錯綜複雜的原劇作被他們改編成一小段（約半小時），讓觀眾大概看到契訶夫怎樣反映1878年俄羅斯的家庭、社會處境。至於台上／台下違反普遍戲劇演繹／欣賞的離奇做法，則見兩位正點創作人其實是借「契訶夫處女作」過橋去原創一齣探索戲、夢、人生與跟現今社會接軌的實驗劇場作品。
觀眾入場後會獲派耳機，然後導演Bush出場說觀眾邊戴耳機邊看台上演出就會邊聽到導演即時旁述的聲音，將約五小時的原著縮得那麼短便使旁述時可介紹《普托諾夫》的角色背景、處境。旁述固然有提及，劇中角色在追求財富、面對債務上的處境，跟近年歐洲諸國的經濟環境（如國債問題）有相似之處，使觀眾看戲時能更投入。可是，筆者看了頭半小時，仍對台上六個角色瞭解不多。這是由於角色介紹和古今處境比較的篇幅畢竟太少，而且導演似更有興趣透過旁述講述演員於排戲時是怎樣，及批評台上演員的演技不合他的心意。當旁述說一個老演員忘記了台詞後見另一位女演員提早了出場（有三頁劇本沒演），觀眾就能確定《普托諾夫》的劇情並非 《契訶夫處女作》的演出重點，創作人（包括旁述者）、演員與觀眾三者那糾纏不清的權力關係才是演出重點。
導演排戲時可操控演員怎麼演，但演員於正式演出時既可能忘記台詞又可能不依劇本演出（演員的身體是自主的）；甚至劇本早已删掉懷孕角色，偏有女演員於排練時才真實懷孕；原用英語演出偏又見有一小段戲突然用俄語演出（字幕沒見把俄語繹成中文，很有突發效果）……有趣的是，這些演員們擺脫編導操控的演員自主、突發場面，正是兩位編導刻意創作出來的「劇情」。換言之，眾多演員仍遭似是神的編導操控，但編導能操控到觀眾嗎？就現場所見，全部觀眾於整個演出都依從吩咐戴上耳機聽導演旁述（筆者看不到後面觀眾有否戴上，但前面和附近觀眾確全部戴上），似乎没人反叛地不戴耳機不聽導演的話，當然戴上耳機不代表認同導演說的一切。
整體來說，導演比演員、觀眾有著更大權力兼操控劇場內所有「遊戲規則」，而演員與觀眾就有各自的空間去運用自己僅餘的自由。台上「演員的處境」易教人聯想到不少國家中的國民，從小到大都被政權的執政方向或社會的傳統（慣常）觀念、做法主宰著做人的心態及每個人生階段的生活方式。縱使有人敢偏離遊戲規則去做另一些有違政權、傳統的事，換來的可能是理據不足的批評聲音（即耳機中導演顯露的不滿）。更可怕的是，劇（局）中人以為自己已經得到自由，但其實那些自由是由當權者或局面製造者刻意安排。好比有北韓人會認為自己活得自由，只是那種自由須遠離規條規範不遠。如劇中某些演員在角色演繹的情緒、節奏上，有偏離導演的要求，卻還是遵從劇情、台詞和台位的處理。台下「觀眾的處境」易教人聯想到大眾如何面對傳媒和網絡。當導演透過耳機說原著中的八個僕人已删除，觀眾會否想到政府對草根階層顯得不尊重及各種貧富懸殊議題？還是認為台上的貴族生活夠貴氣全賴編劇刪除得好？當旁述的聲音疊著演員講台詞的聲音令觀眾聽不到台詞內容時，觀眾有敏感地想到言論自由被當權者踐踏嗎？還是認為導演的話比演員的話更重要是理所當然？現實中確有許多人盲目接收來自傳媒、網絡的資訊或主流／單一的見解，卻往往沒對這些資訊、見解作出各種思考。要觀眾戴耳機，無疑是對觀眾作考驗：究竟觀眾是（盲目） 認同導演對台上劇情和演員演技的看法？還是腦袋可想出另一些看法，並想像如何駁斥導演的話？假若大部分觀眾都盲信／從導演的話，便好比人們身處在一個生活選擇和想像都貧乏的社會；相反，若觀眾有眾多不同想法而又願意於演後填問卷讓編導知道，加上編導真正重視該些意見，就好比人們活於有多元選擇的社會。當中耳機顯然象徵單向資訊、見解的發放兼扼殺了雙向、多元的溝通。
演出後半部分見一位香港男觀眾（其實是預早坐在觀眾席的演員，場刊沒他的名字以使觀眾感到驚喜）忽然走到台上，而剛被一個大圓球弄破佈景牆壁的演區則好像變成這位男觀眾的夢境。眾外國演員幾乎完全脫離了《普托諾夫》的劇本演繹，改為演出一些零碎、迷離、瘋狂的原創夢境片段（但拿著手槍的片段，仍跟《普》有若干關連），演時耳機中的導演旁述完全消失，迫觀眾要自行解讀／領悟／欣賞夢境片段的含意／意象效果。究竟觀眾，在忽然沒有了旁述聲音後，是少了安全感還是多了一份得到觀劇自由的自在？相信不同觀眾會有不同感受。值得注意的是，眾角色於夢中講說話時都配以濃重的混音效果，予人有配音員替演員們即時配音之感（象徵失去真我／某方面的我），故此就算眾演員於夢境開端除掉身上的咪高峰設備，也不代表他們能擺脫編導的操控。無論是夢的內容還是夢的演繹，可見眾演員墮進了另一套必須遵守的遊戲規則。
新的遊戲規則無疑仍涉及人與人之間的操控／被操控，包括編導要男觀眾被迫沉默及屢次跟從其他仍會講台詞的外國演員所講所做的東西作出有交流的反應，這也是從建構劇場效果，埋下隱喻而順帶設計出角色被操控的狀態。觀眾不但能透過這種狀態，感受到由沉默與瘋狂言行交融成的美感、節奏是既特殊又和諧，更能想到「東方人不及西方人般自主嗎？」等可供演後辯論的課題（隱喻）；另一方面，從古代人對現今荷李活明星如數家珍、男觀眾得知電鑽收藏於餐桌底並將電鑽交給某阿伯讓他於台上鑽地、男觀眾接受醫生輸／捐血之餘又見另一男角色吐血、阿伯走到觀眾席坐在男觀眾本來坐著的位置……這等夢境片段的演繹過程中，便激發和提升了觀眾的想像力，而觀眾亦容易代入男觀眾的角度，去體會新嘗試和冒險精神能使生活變得豐富兼變幻無窮。
夢境片段於虛幻中又見「這是我的嗎？無法想像自己擁有任何東西」與「你把我變成無關重要的人」這兩組既寫得實在又似是互相呼應的台詞，精警地將全劇體現的人生得失彰顯出來：「失」就是指人被操控下的盲目／無奈順從；而「得」則是指敢於以想像、新嘗試或冒險精神衝破被操控下的各種框框和困局（起碼男觀眾發夢時，試圖操控觀眾的導演旁述便消失），兩者都是值得觀眾多細味、多反思的人生哲學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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