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中到聖彼得堡去，是參加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IATC）總會兩年一度的大會。演藝評論組織搞會議不容易尋得贊助，因此，大會與「歐洲劇場獎」（Europe Theatre Prize）一起舉行，成了後者的姊妹活動。評論人得以同時出席劇場獎演出的評論環節，而我也因此看了六個演出。

六個演出按先後分別是Lev Dodin導演的Lev Dodin's Hamlet、Andrey Moguchy導演的The Governor、Valery Fokin導演的Schweik. The Comeback、瑞典團體Cirkus Cirkör演出的Limits、意大利的Toni Servillo身兼導演與主角的Elvira和Valery Fokin導演的另一作品Masquerade, Remembrance of the Future。不同作品都各有特色。Cirkus Cirkor的當代馬戲技巧出眾，也有現實指涉：高難度的馬戲技巧必須維持平衡，因此要不斷苦練，以突破體能界限。最後出現在天幕的是「no broader」和「no limit」等標語，結合表演者初段介紹自己從芬蘭艱苦地到瑞典去的生命旅程，社會訊息強烈。Toni Servillo的作品在芸芸諸作中是風格最寫實的，他兼飾的戲劇老師1940年在巴黎的排練間中嚴格訓練女主角掌握寫實演技，不斷反覆排練Elvira如何雖給唐璜抛棄而仍痴迷不悔，愛情彷彿就是一切；可是，最後以優異成績畢業的女主角，卻因猶太人身份而在德軍佔領期間無緣演戲，哀婉淒迷而絲絲入扣的愛情終要與真實世界擦出另一種火花。

其餘四個演出分別由Lev Dodin、Andrey Moguchy和Valery Fokin三位導演，他們都是當代俄羅斯劇場的重要人物。短短數天的俄劇盛宴，真是一次很好的收穫。四個作品都風格鮮明，令人難忘。A. Moguchy的《總督大人》改編自安德列耶夫（Leonid Andreev）的同名作品，集中表現一個只懂服從命令向示威者開槍的政府工具，怎樣轉化成值得憐憫的悲劇人物，甚有存在主義色彩；其舞台視覺效果尤其強烈，所有配角都掛上毫無表情的、以土灰為主調的造型，剎那間彷彿帶領觀眾回到革命前夕那貧窮飢餓而絕望的時代。這個紀念1917年十月革命百周年的作品，提出個人在奉命行事時該如何負起道德責任這重大課題，毫不過時，加上風格技巧突出，無怪獲得盛譽。

Lev Dodin (Photo by Victor Vassiliev)

Lev Dodin的《哈姆雷特》保留原著的基本情節，但卻完全自出機杼。這邊廂是復仇與殺戮的情節在進行，那邊廂是劇院工出來構建舞台。戲開始時舞台還是個桁架縱橫的空間，台板還未鋪設好，只以木板作臨時走道，但隨著Polonius、Ophelia、Gertrude、Claudius、Hamlet……，一個又一個從高處墜下舞台深處，或自動進入那象徵死亡的陰間，台板終於鋪好，舞台在謝幕時終於搭建完成了。死亡與建設於是聯成一體，Dodin借Hamlet扣問歷史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

Valery Fokin是本屆大獎的得主，他的作品出入於歷史與當代之間，好兵帥克的故事和梅耶荷德1917年版本的Masquerade，在他導演之下顯得（或者「重現得」）靈動而凌厲。他這兩個作品都在聖彼德堡最具歷史價值的Alexandrinsky Theatre演出，舞台寬大而深遠，使這兩個「大作」更顯份量不凡。其實這三位俄國導演都擁有自己的劇院，都是劇院的藝術總監。A. Moguchy領導的是Bolshoi Drama Theatre而Lev Dodin是Maly Drama Theatre。他們都能在自家劇院中鑄造出個性鮮明的劇作。劇以人傳，劇院也因此別具個性。外觀上毫不顯眼的街頭小劇院Maly Drama Theatre有Theatre of Europe之譽，顯然是因為人的緣故。

人與空間的關係總是密切的。IATC的換屆選舉也反映了空間的意義。十個執委中歐洲佔了五個，法國是唯一的西歐國家，另外四個都在中歐或東歐，按得票多寡分別是塞爾維亞、斯洛伐克、格魯吉亞和土耳其（另外五個分別是美國、中國、日本、印度和尼日利亞）。兩年之後的下屆大會，已定了在斯洛伐克（Slovakia）的首都布拉迪斯拉發（Bratislava）舉行。過去十年間，大概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8）一百周年的緣故，中歐和東歐是劇場以至文化界關注的所在。兩年之後，歐洲又會上演怎樣的一個個故事？

Valery Fokin獲得大獎，另一獲獎者Milo Rau（香港國際黑盒劇場節不久前才演出他導演的《五段小品》）因被拒入境而未能出席也令人議論。頒獎禮上他的抗議聲明由別人讀出，他希望這種禁制異己者的愚蠢事以後不會再發生了。

XVII Europe Theatre Prize - Symposium about Valery Fokin (Photo by Franco Bonfiglio)

也由此可見，IATC大會以「Freedom and（in）Tolerance」為題邀請與會者提交報告，實在是切合現實的。

我是八個在大會發表報告者之一，題目是Be Wide-open, be Wise and, be Wild。我引用了劉進圖遇襲和《對倒．時光》、《新聞小花的告白》、《野豬》等近年的香港戲劇為例，介紹了不少香港人對言論和新聞自由的憂慮，以及爭取理想環境的努力。更值得思考的是：回到現實，當我們要具體地有所作為的時候，和制度打交道甚至進入建制，是個繞不過的選項。因此，黑白分明可能只是個概念上的存在。然而，當建制必然傾向維穩而知識分子又必應常提異議的時候，我們能夠做的，或許只能是時刻保持清醒，stay alert罷了。

從聖彼得堡回來已經一段時間了，那幾天的種種印象還縈繞腦際，有時還變得更覺鮮明。尤其重要的是：在上面提到的三個W之間游移的我們，未來會演出怎樣的更可觀的香港故事？

作者簡介：在香港中文大學取得其學士、哲學碩士與哲學博士學位，為香港資深戲劇研究者與藝評人，曾為香港演藝學院人文學科系主任與香港藝術學院院長。張氏為「致群劇社」創辦人之一，多年來為該劇團編導多部作品；自一九九六年至二〇〇七年經民間推選而被政府委任為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多年來均擔任其戲劇組主席。張秉權現為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董事局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