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底，因滬港交流的機緣，我有機會看了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的六個節目。其中有兩個都是基於外國當代劇本的本地創作，本文會集中討論其中一個作品——《小馬駒》。
《小馬駒》（The Little Pony）原作者是西班牙劇作家 Paco Bezerra。劇作家受到美國兩宗真實事件的啟發：2014年，兩個男童，Grayson Bruce和Michael Morones，分別因為喜歡《My Little Pony》（一套以女童為主要觀眾的動畫）而在校園受到欺凌，被同學取笑，Morones更在家試圖自殺最終落下終身疾病。該劇本已在世界不同城市有過演出，而本次「椎·劇場」的改編，則是第一次以中文形式上演。導演是來自瑞士的Elias Perrig。Perrig與椎‧劇場上一次合作的作品是《呼吸》（Lungs）（英國劇作家Duncan Macmillan的作品），在中國大陸備受好評。椎·劇場延續他們對於社會性議題的關注，選擇了這個聚焦家庭應對校園霸凌的劇本。校園霸凌作為一個社會議題，乃至其他涉及的性別議題，很值得在中國大陸加以討論。該劇團這種持續引進外國當代劇本和挑選特定題材的努力和堅持令人欣賞。
劇本設定是一個雙人劇，只有父母隨著事件演變的持續對話，作為當事人的孩子從來沒有出現。故事起源是父母接到校方通知，要求孩子不要再背他的小馬駒書包回學校。這書包是父親買給孩子的。父親的性格傾向是堅持自我、不遵從社會規範，但母親則偏向實用主義、務求解決問題。二人圍繞如何應對校方要求爭持不下，但二人似乎從來沒有與孩子直接溝通。此劇對於兩種世界觀、兩種教育理念的展現頗為徹底，最終也沒有提供答案，留有餘韻。
導演在一次訪問中說：「我對在這裡排演一部講述歐洲故事的劇沒有興趣，這必須是一部發生在此時此地的劇。 」「自己還在瞭解、發現校園霸淩在中國語境內意味著什麼，並希望在舞臺上呈現一部能夠引起中國觀眾共鳴的作品。」[1]
但是，在我看來，這次在上海戲劇學院端鈞劇場上演的《小馬駒》，實難引起中國觀眾共鳴。
首先，雙人對話體這形式本身難度大，如何能維持二人長達一到兩個小時的對話動態和「可看性」，非常考驗導演和演員。但在我們所見的效果上，夫妻／父母角色的建立不清晰，就已經給觀眾設置了障礙。一開始是男人站著唱「Fly Me to the Moon」，女人坐在地上做瑜伽，這個場景並不接近一個典型的中國年輕家庭，二人的距離感甚至是對話的不著邊際，讓人以為這是一對偷情男女，而非已育有一子的夫婦。隨著劇情推進，兩個演員的能量變化則缺少起承轉合。哪怕對白昭示了幾階段的進展——父母分工，到二人價值觀出現明顯差異，到交鋒，到僵持，到情感爆發——兩個演員始終維持著「對峙式」的身體，語速、聲調也沒有多大起伏變化，肢體調度也顯得粗糙。據我所知，演員臨時出現狀況，我所觀看版本的其中一位演員是四天前才換上的，令人對劇組表示同情和理解。但另外在舞台設計和搬演處理方面，也少了想象力和文化敏感度。
舞台設計以簡約為主，空蕩蕩的舞台上，最後方是一排黃光射燈，中央是一個由鋼管組合而成的立方體，內裡再分隔出不同細間，鋼管的立架可以被推動，從而改變佈局。設計師將家居變成抽象的線條組合空間，隨著劇情推進而逐次延展。但這對於一般觀眾，過於抽象而叫人難以入戲。若然是相對資深或熟悉德語劇場的觀眾，這種空間的延展又過於直白。全劇都集中在水平線上移動，顯得單一，而這個結構本來還可以有高低、深近等等視線的變化。而最後，母親要出走時拿出了一個實際的行李箱和小馬駒書包，甚是突兀，原本懸置的想象，被一個實實在在的書包粗暴打斷。
另一方面，導演似乎被原劇本綁定，有點束手束腳。一來或許因為性別／同性戀議題在中國大陸相對敏感，我們所看版本對於性別部分的處理語焉不詳。我對大陸戲劇審查的了解不深，但從觀眾角度而言，刪去此處，使得劇情銜接不緊密，故事和辯論大打折扣。二來並未見到貼合本土的改編嘗試。劇中的父母二人仿似生活在一個隔絕社交和各自原生家庭的環境，這在中國實際上是十分少見的。是否可以大膽些，加入「三姑六婆」？我聽過一位觀劇者表示：如果我要看吵架，《奇葩說》[2]不是更好看嗎？雖然綜藝節目和舞台戲劇缺乏可比性，但這個觀點點出了一個中國觀眾的「現實」：他們在大眾傳媒那裡本就不缺乏引人入勝的爭吵，又或甚具表演性的熱鬧可看，劇院的演出怎樣可以「連結」他們？劇團在維持自身的美學品味追求的同時，若希望贏得共鳴，必須對他們觀眾的現實，有著如同嵌入了文化背景般的貼地瞭解。
因此，要尋求本土共鳴，從來不是易事。這次的《小馬駒》處理得「不上不下」，浪費了這個議題的一次引進。
（原載於2019年3月《三角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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