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濟銘主辦及製作的編作劇《博拉者》，經編作演員黎濟銘、高棋炘及莫家欣共同創作，加上郭永康負責文本創作及整理後，整個演出雖見一個完整的故事，但故事的敘述結構就像普遍編作劇般予人一段接一段且每段效果不同的非完整感覺，有些片段寫得較吸引，而有些片段則須改善或剪裁才可變得吸引。
《博拉者》寫黎濟銘演的畫家黎濟銘於香港活得失意，當他知道挪威的監獄環境比現時他在香港的生活舒適得多後，竟決定走到挪威犯法博取成為囚犯，而整齣戲的重點就是演繹黎濟銘透過怎樣的犯法訓練、事件去成為囚犯，妙趣是這些訓練、事件都對現今香港社會的毛病作出諷刺或道出看法，務求使觀眾看時感到共鳴、投入。
劇首寫犯法教練將羽絨、帽子等物品交給準備好前往挪威的黎濟銘，這場戲給筆者的感覺是太瑣碎兼見不到畫家何以要拋掉香港的一切遠赴挪威，若換上涉及「黎濟銘於香港活得多糟糕／沒家人戀人友人看得起他」的戲份，或「為何黎濟銘對挪威監獄環境著迷起來」的戲份（可用剖白或其他方式處理），能體現到的角色處境意義、社會意義肯定比物品交接的意義更重要（這些物品只體現到信心的發放與接收），而於劇首讓觀眾得知去挪威的意義有多重要，是有助刺激觀眾的追看欲。
跟著吸引筆者注視的是一段畫展戲，該段戲寫黎濟銘覺得自己是位具實力的畫家，卻不及另一位有娛樂圈藝人身分的畫家受歡迎，心酸的角色狀態除了見演員演繹得準繩外，更反映到香港社會常出現重視名牌人氣多於技藝實力的盲目跟風風氣。
接著是兩場演來充滿角色扮演遊戲／玩樂色彩但又見社會意義、生活之苦的犯法訓練戲，這兩場戲見一男兩女演員編作時把大量來自日常生活的瑣碎事例堆砌出來，令劇場上活現一種混雜、紛擾、迷亂的視覺／社會氛圍。首先是三位演員用說話和形體動作（配以各種可供兩位女演員極速轉換角色身分的輕便造型）演繹「做甚麼事才是犯法？」，衝紅燈、隨街丟垃圾、賣翻版碟等事情肯定是犯法，有趣是當觀眾聽到「在圖書館大叫」時或會疑惑：「這是否只犯圖書館規則而沒犯香港法律？」，到聽見「成年人用長者八達通」時又或心想：「為何那成年人要這樣做？是不這樣做就沒錢開飯嗎？」，編作者顯然要刺激觀眾於看戲時／後對「某件事的犯法定義／界線是怎樣？」、「法律制定得合適嗎？」、「犯法背後存在著甚麼尚未解決的個人或社會問題？」等課題多作了解、思考。這場戲以「在公園做很多事情都屬犯法」作結，可說是香港有太多社會規範的縮影，而各種不合情理的公園犯法事（如躺在草地）亦使筆者相信黎濟銘會聯想到：挪威的監獄或許比香港的公園可活得更自由自在（監獄、公園皆可象徵整個社會），甚至對身為畫家的他來說，挪威具備能刺激創意的生活環境，偏偏香港正缺乏這種環境，諷刺效果相當鮮明，要挑剔是編作者沒有將更多富創意或荒誕效果的戲劇元素放進公園戲中，從而炮製出意想不到的場面設計，使觀眾感到公園戲既欠缺吸引力，也不見黎濟銘對公園法例的觸犯演繹出強烈的感受。
另一場犯法訓練戲要黎濟銘拿著刀向途人打劫以練膽識（說是「社會實驗」，並非真正劫錢），忙著玩手機與遭打劫時開啟網絡視像直播的人、似有巨大壓力的邊走邊溫書學生、拖著旅行箱趕購物的大陸旅客、活得困苦的拾紙皮婆婆、侮辱别人的有錢人……從這些途人角色構成的眾多情景見三位演員和幕後人員像上一場戲般展現非常合拍的默契，包括幕前呈現情景效果的默契與幕後極速轉造型的默契，可是筆者感到連串的角色、情景對黎濟銘與觀眾來說只是港人見慣見熟的日常事（部分日常事經戲劇化或誇張化處理），一件件日常事除了練膽識外跟黎濟銘的日常生活與他到挪威坐監的志向有何關連？若無關連黎的日常生活又怎樣跟志向扯上關連？看來創作人沒作這方面的文本處理，令觀眾看時雖感到日常事像「日日返工都似坐監」、「特首打劫」等精警台詞般能諷刺時弊或易共鳴，但編排上就顯得空洞而擦不出更多源自黎濟銘生活狀況的戲劇火花。
劇中黎濟銘所養的一隻貓是以木偶的姿態現身，該隻貓後來變成懂得吸煙和講人話，無疑打破了主人與寵物之間那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另源自挪威的貓跟黎提及的村上春樹小說《挪威的森林》都似反映黎濟銘對挪威是百分百嚮往，貓變得自由自主的狂想巧妙地呼應黎濟銘那「人在挪威監獄可變得自由自主」的荒誔想像，至於貓講粤語似有人的自由時卻仍見貓被木偶師操控著，則或象徵黎濟銘對監獄的想像畢竟是荒誔而非真的可得到自由自主的生活，貓、木偶、黎濟銘、自由自主、監獄等戲劇元素（符號）經創作人精心串連後，帶來的就是層次、想像空間豐富兼别出心裁的戲劇效果。
《博拉者》的高潮戲發生在挪威，黎濟銘為了進入挪威監獄居住便犯下在動物園打開所有動物籠的罪行，入監獄與動物紛紛從籠中奔跑出來固然是矛盾得極具黑色幽默的生動意象，但令筆者更深感受是當黎濟銘模仿大批動物竭力狂奔直至倒下來時，除了心靈會被奮力追求自由的精神、意志觸動外，也會被黎提及「很多動物奔跑時遭槍殺」的慘況弄得心痛難受，難受是基於現實也有很多人為了追逐更多的自由而犧牲了本來的自由，甚至生命，而奔跑、槍殺台詞所包含的希望與絕望，亦易使港人聯想到雨傘運動所帶來的希望與絕望。
創作者沒寫黎濟銘進入挪威監獄後是否比身處香港得到更多的自由，而是提供了留白給觀眾自由想像，並於劇末以布萊希特的間離手法呈現演員黎濟銘的真身（即並非演繹畫家黎濟銘的狀態），讓他指出畫家故事中的某些情節是有可能於現實發生，目的顯然是刺激觀眾思索：哪些情節跟自己的生活或做人態度有關連？這個追逐自由的荒誔故事對自己有何意義？真身現身時觀眾席亮起的燈光跟劇首用寫了字的紙皮炮製似電影片頭的效果，不但都是間離手法，更似象徵人們活在真相與假象難分／糾纏不清的時代，必須頭腦清醒和多思考才可找到適合自己的人生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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