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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安娜・卡列妮娜都必然經歷過一次刻骨銘心的抉擇。《安娜・卡列妮娜》被多次改編為芭蕾舞作，不少版本聚焦於安娜的命運。蘇黎世芭蕾舞團則將焦點放在作品三大主線：卡列寧夫婦與佛倫斯基、奧勃朗斯基夫婦以及列文與吉蒂，並使之互為對應，凸顯婚姻、愛情的不同面貌。此作淡化個體與群體的衝突，轉而深刻挖掘個體的內在世界。舞作結構嚴密，各舞台元素間彼此對照、層次豐富。
婚姻與愛情的表象
創作團體安排多段雙人舞作對照，各主線緊密扣連，呈現了婚姻與愛情的不同面貌。原著的三條主線互為參照，展現出幸福與不幸家庭的情狀。此作在原著基礎上增加舞會場面，並使原屬不同地點的主線人物多次集中在同一場合。其高度濃縮時地，讓觀眾迅速掌握人物關係。在〈舞會〉一幕，奧勃朗斯基夫婦、佛倫斯基與吉蒂兩對的雙人舞，在編舞上一致，但兩對舞伴間的眼神與面部表情不同。奧勃朗斯基太太發現丈夫偷情後，二人的舞步表面和諧，但太太一再閃避丈夫的眼神。反之，心儀佛倫斯基的吉蒂即使背對對方，每一次旋轉後，立刻以眼神追逐對方。中年婚姻的不幸在於貌合神離又不能離，而懷有愛意的關係卻是離捨難離。此作的雙人舞編排豐有層次，隨著情節、情感推移，對照的主線人物也會轉變。上述兩組雙人舞結束後，安娜與佛倫斯基的雙人舞成為了佛倫斯基與吉蒂的對比。相互吸引與單戀的感情關係對比鮮明。婚姻與愛情的面向多樣，舞作透過同一幕多場雙人舞的對照，將人物間的心理及情感衝突具象化及戲劇化。舞作簡化及改動原著情節，使人物間的情感與關係以一種相對平面、典型的模樣出現。但其在舞台演出的時空限制下，簡化與改動有助於觀眾掌握及理解作品。
欲望與命運的戰場
舞者除了承擔敘事功能，其身體亦將兩性的情欲與權力關係視象化。安娜與佛倫斯基以及安娜與卡列寧兩場雙人舞的對照，展現了兩性的情欲糾纏。在〈賽馬〉中，安娜與佛倫斯基的雙人舞加入了親吻、脫衣等親密動作。動作設計與安娜身上的紅裙對應，鮮豔的衣飾呼應著奔放的激情。該段雙人舞由大量托舉、滑行動作構成，安娜的身體在視覺上展現出自由的狀態。舞團刻意安排兩場情欲相關的雙人舞前後緊接，前一幕婚外情奔放大膽，下一幕的婚內性關係壓抑沉重。過往的版本鮮少觸及卡列寧的情欲，其大多以壓抑、嚴肅的形象出現。在〈貝蒂絲的沙龍〉末段，卡列寧脫去安娜的黑色外套，背抱並親吻其手臂。安娜曲臂、試圖掙脫。此段雙人舞最深刻之處在於，當二人左右分立，安娜反而踮腳以碎步後退，重回卡列寧身邊。創作團隊並沒有止於對兩性情欲的刻畫，兩性的權力關係亦在此場雙人舞中展現。安娜在上一幕展現彷彿自由的假象，在下一幕則展現女性對婚姻的背叛不容於男性主導的婚姻關係。奧勃朗斯基的出軌被原諒，但安娜的身體即使掙脫了丈夫的控制，但二人仍被婚姻責任綑綁。兩場雙人舞前後對比強烈：婚姻內是一場黑氣沉沉的權力鬥爭，婚姻外是火紅的愛欲交纏。
必然的死亡
創作團隊致力將抽象的社會關係、權力角力視象化，尤其在死亡與宿命的命題上。音樂與舞台調度的充分配合深化了安娜的死亡。帷幕拉開前，馬丁・東尼的〈火車（一）〉已奏響，黑暗的劇場響起火車行駛的聲音。聲音作為預示，喚起了觀眾對文本結局的記憶。安娜的命運已成定局，舞台的演出不過為一場命定的背叛與墜落。打開帷幕後，角色大多身穿黑衣，彷彿身處喪禮。其衣飾與所站位置與最後一幕〈安娜之死〉對應。舞作並未以燈光戲劇化安娜之死，亦沒有止於全作的最高潮。一刻漆黑過後，各角色身穿黑衣，如開幕般分站於舞台，舞台中央躺著安娜的屍體。最後一幕將作品帶回原點，同時亦暗示安娜的掙扎、死亡無可避免。在當時的俄國，女性為愛情自由公然捨棄家庭倫理，必將走向不幸。開首與結尾皆為一場喪禮，只是開場未見屍首。安娜歷經了一場婚姻、兩性權力的不平衡，最後其飛蛾撲火式的抉擇將自己推向死亡。籠罩在作品中的宿命感以一種可視可感的方式呈現。舞作在處理安娜的死亡上比呈現佛倫斯基意圖自殺一幕細緻許多。前者在音樂、舞台調度以及作品結構上都作出了周全的考慮配合，反之後者只以舉槍動作展示自殺意圖，缺乏心理層面的遞進，最終流為一個平面的意象。
每一個安娜・卡列妮娜的命運都是相似的，但各個版本的改編方式卻是不同的。蘇黎世芭蕾舞團的改編無論在各敘事支線的對照，抑或兩性關係的角力，乃至女性自由與命運間之關係，都以極其具象化的方式呈現。舞作間各元素相互對應，結構嚴密，層次豐富。
（原載於2018年3月《上海藝術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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