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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一劇講述因為學生成績下滑、學校收生表現變差，校董會故委任凌芷為新校長，雷厲風行的推行連串新校規：學生在操場運動必須穿著體育服，否則記過、早會由每星期一次改為每朝例行公事等。後來更因與服務學校近三十年的副校長陳賢的「原則」不合，而提出陳副校調職，引起訓導主任蔡霖Sir 及其他老師不滿並發起集體辭職，在蔡Sir 的煽動下學生更，發起罷課。最後因應傳媒關注，舉行公眾聽證會，揭露陳副校帶領的長跑隊隊員於校外練習時意外受傷的事件真相。
在連場衝突之間，凌校長和學生爭辯的過程中不斷援引哈佛大學哲學教授 Michael Sandel 的《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中的道德難題， 作為思考點，反問校規和學生的行動是否公義。從這樣的安排，我們可以看到編劇的心思和野心，力圖將校規由學校的語境中拓展到對社會的權力結構運作的思考上。學生罷課一點，正正跟社會上的雨傘運動契合，學生與老師的對立彷彿表現了社會上世代之爭的論述。
雖然校長是權力的執行者，表面上來看是一個不值同情的平面角色，但是凌校長跟傅佩晴同學在抗爭一事商討時透露自己從前的一個故事，凌校長因為不喜歡因為老師已聯合其他同學曠課最終間接令該位老師自殺身亡。這一段伴隨著凌校長長大的心理陰影，可能是她希望不斷逃避需要自己作出選擇及責任的原因，以致她需要依賴威權和規矩作為原則，事事死板地執行規矩毫無彈性，每每表達自己的意見時也需要透過引用權威，藉他人之口言自己之憂。而劇中凌校長最後的一句對白: 「世界冇你諗得咁美好」，似乎暗示著校長亦曾經跟校董會爭取同學課外活動的空間，但始終需要屈服於家長和社會對於 band 1 的競爭和執著。如此看來，就可以知道編劇細心地播下了不同的線索，增加了角色可能的複雜性我苦衷，令似乎一面倒是奸角的校長也有可以代入和同情的空間，正如她自己在劇中不斷強調所有的規矩本來都是為了學生著想。其他的角色也具有同樣的複雜性和不同面向，例如訓導主任蔡sir 雖然義正嚴詞的說著許多關於言論自由反抗壓迫的說話，如「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但是卻煽動學生在學生報上諷刺校長和發起罷課，陳副校也數次質問蔡sir這樣做是不是為了自己，令人思疑蔡sir的動機是否真的為了正義，還是為了一己私慾希望爭奪校長之位。
公眾聽證會一幕，導演十分巧妙地運用了大劇場的空間亮起觀眾席的燈，將觀眾變成聽證會的一部分，我們被迫要選擇 一個位置，到底我們是學生，支持還是反對罷課的學生，還是支持校長的校董會成員? 或者是跟蔡sir一起集體辭職的老師? 抑或只是採訪的傳媒朋友? 觀眾一直觀看各人之間的對話，令我們更加難以選擇一個立場，無論支持那一個也是有其痛苦和不合理之處。透過這個環節，我們正正可以感受到社會事件的複雜性不能以簡單二元對立的方式處理。蔡sir更會發起投票來決定陳副校是否應該辭職，但不論觀眾的反應如何，都不會影響之後的劇情，也許我們就像劇中的兩個學生自比羽毛球，不能決定自己的去向，被兩邊的球拍打來打去，徘徊在各人的視點之間。同時又像是抗爭的學生到最後什麼實際的東西也沒有得到，新設立的校規依舊，陳副校仍要離開。即使凌校長請辭，只要辦學團體的方針沒有改變，學生就要減少課外活動專心讀書。
像凌校長種不斷引用書本說話的方式和一成不變的做事手段，令人難以信服這是一個寫實的角色，甚至甘願張學校推向罷課的情況也毫不作出調整，在行政上不乎在一個校長應有的自覺。但是如果角色是作為社會上不同的人的隱喻， 這種誇張的行為是在塑做某一種典型則較為可信。
劇本的虛與實在舞台上的呈現較為曖昧，整個舞臺的設計以簡約的燈光為主，除了一張辦公椅外，就完全沒有實景，空間依靠的上的九宮格燈光劃分，如此象徵式的舞台設計本可 更有效地呈現角色之間的隔膜與距離，以具象的方式說明關係的轉變。但是導演似乎十分執著要利用正方格燈光來規劃出一個實際的辦公室空間，把本來其實就不完全寫實的劇本和舞台設計用寫實自然的方法來演出，二者之間的落差，或會使人無所適從。劇本本身就已經很成熟，完成度十分高， 將社會的比喻落在一個學校的場景之中，若果可以在尾段， 進一步發掘學生失敗之後的心情，或者對社會運動有更多延伸，就可以更清晰的把劇情由「實」中解放出來，以學校作為一種權力結構的象徵和代入的窗口，反思更多社會正義的問題，而不是著眼於不能代入或者覺得不合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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